俞吾金教授观察和分析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并将其概括为对马克思的遮蔽。遮蔽的结果是按照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的观点解释马克思哲学，造成了马克思的“三化”，即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和斯大林化。俞吾金梳理了不同派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其中与马克思经典文本论述的相悖之处，他的振聋发聩的针砭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探索，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俞吾金，就是要继续推进他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如何推进西方哲学处境化的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并展现了中国学者在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与思想变迁时的理性思考。俞吾金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定位、基本构架与重要范畴进行了诸多探索，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形成了新的解释框架，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今天重新理解俞吾金先生的研究，并不是为了重复他的结论或简单地坚守他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展开讨论，特别是需要通过研究资本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以及资本在展开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提炼出哲学范畴，从而达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透视，并以此为基础来剖析当代思潮，这是今天“回到马克思”时依然重要的任务。

俞吾金先生借助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形式三方面，即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方面和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提出我们需要把辩证法的否定环节置于知性的肯定前提和理性的肯定目标之间，避免批判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黑格尔的逻辑思维形式和俞吾金先生对它的阐述包含着重建内在批判观念的思想资源。内在批判需要以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概念，即理论认知与实践自由为前提，以黑格尔对理性扭曲的辩证的否定批判为中介，并以马克思的解放理想作为积极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在批判是内在性与超越性、否定和肯定的统一，也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整合。

围绕贝淡宁贤能政治观的争议热潮本已过去，贝淡宁及其合作者曾针对学术界的评议做出过多次回应、解释，但其中关涉的合法性论证无力、尚贤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并未得到最终解决。近期，李东阳和贝淡宁“再论贤能政治”，将关于贤能政治的讨论引向伦理关系叙事，在重申了“贤能”的多重叙事方式与“贤能”话语的历史语境的同时，更加明确地主张尚贤与民主的融合。从贝淡宁贤能政治观的原初建构及其后贝淡宁等人对贤能政治的补充、修正来看，贤能政治的合法性及其在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适用性，仍然是贤能政治从理论到实践能否确证的关键。对于“好的政府”，“尚贤 + 民主”是基本内核，此外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制约因素，以最终形成“尚贤 + 民主 + X”模式，可以姑且称之为“贤能民主”模式。

法律语言的意义及其确定方法在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不同法学流派的核心主张与其对法律语言意义的立场息息相关。此前，张翅翔与雷磊以法律语言的意义为主线，对司法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语义虚无论进行了批驳，并在批驳过程中对法律语词意义的自主性、解释层面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进行了有效论证。但张文在论证过程中仍然有需要补充及商榷之处，如未明确其意义立场、对语言的语境依赖性论证不充分等。根据哲学的意义理论，语言并没有脱离语境的自主意义，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语言的意义能够在特定语境中确定下来，这并不会影响法治对安定性以及可预测性的追求。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如法律文本中包含模糊语词以及法律语词的意义尚未固定时，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此时需要借助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确定法律文本的真实意义。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乡村文化复兴这一议题在学术界中备受关注。乡村文化复兴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如何？乡村文化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承担怎样的功能？当今时代，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乡村文化的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的推进，已不仅仅局限于乡村文化景观的简单再现与创新，更涉及乡村振兴、乡村社会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深层次议题。在此背景下，近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等单位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文化复兴的当代语境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对话交流，共同探讨乡村文化复兴在新时代的内涵、路径与前景。现将专家观点与现场讨论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数实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引擎和关键举措。数实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是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评判核心和内在要求为前提条件，通过增强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环境优化的两大根本动力，系统推进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效益共享”和“安全开放”。具体而言，数实融合有利于驱动技术设施与体制的创新变革和转化落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扩容升级和高效匹配、发展效益与成果的提质增量和普惠共享，以及国家安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统筹协调。当前，在数实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过程中，我国面临着“数”“实”和“融合”三个层面的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数实融合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通过构筑高水平数字经济生态、筑牢实体经济的发展根基、夯实数实融合的内生动力、优化数实融合的外部环境等路径来实现。

涉正当防卫案件在裁判过程中一直存在大众常识话语与法律专业话语的悖论，这是此类案件中久决难下的问题。这一悖论的解决可以尝试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展开。形式层面，可构建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以解决正当防卫事实的证明难题。正当防卫及关联行为的证明是一种一体化标准之下的分层证明模式。其一，涉正当防卫案件要先经过正当防卫的证明程序，围绕正当防卫要件展开违法性阶层的证明责任分配；其二，当控诉方超出合理怀疑地否定了正当防卫一个以上的要件，排除正当防卫的成立，进入关联行为的证明程序。实质层面，应将“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引入正当防卫的法律判断，实现法理与情理的良性互动，以应对正当防卫的实体判断难题。

论述文学史上关于“传统”的争论具有思想史意义。文学传统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民族国家话语中卷入争论。分析表明，一批概念与“传统”存在多维的互动关系，种种视野的交叉、平衡、呼应形成多重因素复杂交错的理论谱系。要摆脱“整体性”的否定与肯定的理论陷阱，必须分别考察文化逻辑、社会历史对于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民族或阶级作为文化传统主体可能产生的分歧，以及文化传统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意义。民族主体、文化传统、社会历史三者中，富于活力的民族主体当处于主动者的位置。

20 世纪 30—40 年代，宗白华、方东美开启中西比较美学，并以文化整体观为哲学视野作出论断：中国艺术是表现的、生命的、灵动的，西方艺术是再现的、数理的、静态的。这种“中西对着讲”的比较美学论断在美学理论上表现出二元对立的跨文化观念，在历史判断上违背中西艺术的历史事实。针对这一点，可在更深广的文化 - 艺术史视角下开拓“中西艺术参照讲”。所谓“对着讲”，就是宗白华和方东美共同展现的强化中西艺术的差异性、二元对立的讨论方式；所谓“参照讲”，是针对“对着讲”并致力于在差异性的中西艺术表现中发掘跨文化艺术表现的历史共同性和共通性的讨论方式。跨文化艺术比较，应该坚持两个共时目标，即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由此，彰示中西艺术的“异中之同”。

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由“文明 / 原始”“垂直性 / 水平性”“块面 / 线条”等对立命题标识出的西方视觉思想坐标中，中国的艺术和观念体系作为一种文化他者，参与到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反思和革新的过程中，但其概念功能并不与其内部的原始、无意识话语重合。跨文化研究观点推动了对中国语汇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考察：在行动绘画与泼墨画之间的相似巧合、中国书法对抽象线条的直接影响，以及禅与无意识在“现代人文本”中的结合，这些碎片化的视觉和思想材料之中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中国语汇并不直接走向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对立面，而是发挥了一种在文明与原始之间、在生活智慧与形式意志之间的调和作用。

人类通过叙事建构世界意义。当前，在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情境中，数字叙事正不断生成并成为建构数字社会的文化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实践方式，数字叙事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形成离散与聚合、相遇与互动、选择与控制等多重耦合的机制。这样的叙事机制指向碎片化与整体性的交织，人与技术的相融共生，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创造，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以及选择与控制的双向循环等特征。数字叙事由此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新方式，喻示着在充满不确定性、不断生成、边界消融的世界，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在破碎，而代之以另一种与一切他者保持开放平衡关系、减少熵增的努力。

中古欧洲文明具有多样化的特性和表征，对此可从参与创造中古欧洲文明的外来要素、世俗社会与宗教系统之关系、欧洲人所奉行的价值观念以及城市和工商业发展之特征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揭示。中古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汇聚了多元要素。中古欧洲的世俗等级社会是刚性的，而天主教会系统则较有弹性；世俗政治的分立有着精神世界的统一予以平衡。中古欧洲确立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在强化共同体观念时也挟带了以邻为壑的意识。特有的经济结构促使中世纪欧洲工商业和城市发达，其城市共同体形成一种市民社会，孕育了市民精神，在商品交换高度发展中孕育了新的经济文明，对立、共存与互动使中古欧洲城乡关系别具一格。中古欧洲文明的这些特性，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