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作为统计学变量存在的知识形式往往直接而明确。然而，当问题意识延伸至社会历史领域，探讨“人口”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时，人口知识生产的挑战便由此出现。矛盾就在于，不对“人”进行抽象，就得不到“人口”的概念；而一旦得到“人口”的概念，探讨“人”的存在本质的可能性却在抽象过程中被抹杀，致使求解“人口”所承载的文明意义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如果不能揭示人口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口知识的意义和地位将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人口哲学把“人”带回来。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带回来，以及带回什么样的“人”，这直接关系到人口哲学的构建路径及其对人、人口与历史三者关系的阐释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人口领域，以“现实的人”为理论支点，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的人口思想在探索人类文明命题上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可以预见，人口哲学的出场，将为剖析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与个体的生存境遇和人类文明的内在联系，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路径。

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人口治理体系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基于共同富裕视域，根据内生驱动力观念和外生驱动力分配，可以将我国人口转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共同贫穷阶段人口快速增长期、部分富裕阶段人口缓慢增长期、先富带后富阶段人口负增长期和共同富裕阶段人口复杂增长期。在共同贫穷阶段和部分富裕阶段，我国传统人口治理借鉴西方经验，以“富裕”为核心调整人口策略；在先富带后富阶段和共同富裕阶段，我国现代人口治理须走出西方经验，以“共享”为核心调整人口策略。未来人口治理策略需要适应当前的观念体系和分配体系，着力提升养育水平。发展取向要从过去的滞后型、控制型转向前瞻型、适应型；具体方向要从以人口福利为导向转向以家庭福利为导向；价值导向要从个体主义趋势发展为家庭个体主义；核心抓手要平衡好“富裕”与“共享”。

在当代法治实践语境下，民法典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复杂的论证模型或者说适用方法的选择。以往，在概念法学及实证主义法学语境下，民法典适用通常固守文本主义方法论，在法律解释上依赖文义解释、形式化的体系解释、客观意义的历史解释以及极其有限的具体化的客观规范目的解释，同时在法律补充上表现得极为谨慎。我国《民法典》则有所不同，其在立法理念、表达方式、结构体系等方面与以往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别是对立法政策意图的明确表达，对价值观和原则的宣示，对形式化体系功能化、动态化的变造等，使其实施或适用有必要超越严格的文本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应当超越简单确定化的解释框架。这意味着，我国《民法典》法律适用的论证模型已经演化出一种新路径，应当加入立法意图解释、原则或价值融贯解释、功能解释、动态解释等方法。

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之关系，须注意中国传统自身的复杂性与流变性，既要避免对中国传统进行本质主义化的处理，又不宜将近代中国的变革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思潮使然。中国传统思想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之间在观念层面有一定的勾连，传统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具体而细微地影响着革命者对于时势的认识，但在实践层面，特别是在政治与社会实践层面，不能忽视传统与革命之间的扬弃关系，只谈“延续性”或只谈“断裂性”都有一定问题。研究包括中国传统近代转型在内的思想史问题，须直面近代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与冲击，避免对后者有各式各样的主观想象。

自古至今，“经济”观念在文学创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五四”时期正值中国文学古今转型之际，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围绕文白之争中的“经济”问题交锋，此中不但牵涉文言、白话孰优孰劣的学理论证问题，也反映了“经济”一词从“经世情怀”到“经济理性”的古今语义变迁。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经济”之争表面上围绕“经济理性”展开，但背后却隐藏着各自经世观的对抗。新青年派以“文学上的德谟克拉西”的理念推进文学革命，以打造突破文化等级的语言秩序；学衡派以“斯文在兹”的责任担当坚持“雅正”的文言书写，以守护中国人文传统的“价值”和“秩序”。他们的语言文学规划背后都有着按照一定道德价值规则建构社会秩序、惠及天下万民的“经世济民”情怀。

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理论关联，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从“点—线—面—体”四位一体视角凝练出实践方向。从理论关联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大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要素组合发展规律，都突出表现在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点—线—面—体”的时空演进逻辑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相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呈现承继式、递进式特点：在“点”上以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在“线”上以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在“面”上以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体”上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走向成熟。据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可围绕产业现代化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现代化下的韧性发展、产业体系现代化下的协同发展三个关键方面把握实践方向。

高质量的社会建设将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核心议程之一是要在深刻理解社会建设理论逻辑基础上，科学构建评价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立足当代中国实践，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可具体化为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社会结构三大维度，包含就业、教育、医疗、住房、育幼、养老、社会救助，以及社会活力、社会秩序、分配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数字社会结构等核心指标。要达成社会建设现代化预设目标，需警惕防范“中等收入陷阱”“高福利负担陷阱”“数字鸿沟扩大”。

机器黑箱加上 OpenAI 事件、DeepMind 被合并等所暴露出的公司黑箱、资本黑箱等问题，引发全球对接近实现的通用人工智能巨大伦理风险的普遍担忧。硅谷精英基于反物种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想象的超级智能机器神，只不过是自动增殖的资本货币神的变体，是技术精英在分工、私有制框架下过分夸大个人智能的自我神化。作为社会智力的通用人工智能，体现的是通用性与被作为应用者的更多个人使用的广泛社会性的统一，它们再强大也不会成为新物种而引发与人类的物种冲突。少数个体自然人掌握巨量金钱、过度竞争引发的越来越剧烈并可能失控的社会冲突，才是更紧迫的伦理风险点。破解机器黑箱有待科学研究，打破公司黑箱、资本黑箱则需要社会行动、制度变革。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引发了科学发现、科学理解和科学影响等方面的革命。然而，学界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仍存在一些疑虑，相关讨论多聚焦科技进步而较少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本质。技术现象学中的人技关系理论为我们透视这场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了哲学视角。在科学研究范式变革过程中，人与科学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变化，被置于诠释关系、具身关系、背景关系和它异关系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基于此，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核心在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科学研究范式将创造出打破传统科学研究模式的新领域，这些发展也蕴含着新的伦理风险。因此，推动科学事业的良性发展，要求我们积极迎接机遇，勇敢面对挑战。

20 世纪 30—40 年代，宗白华、方东美开启中西比较美学，并以文化整体观为哲学视野作出论断：中国艺术是表现的、生命的、灵动的，西方艺术是再现的、数理的、静态的。这种“中西对着讲”的比较美学论断在美学理论上表现出二元对立的跨文化观念，在历史判断上违背中西艺术的历史事实。针对这一点，当在更深广的文化 - 艺术史视角下开拓“中西艺术参照讲”。所谓“对着讲”，就是宗白华和方东美共同表现的强化中西艺术的差异性、二元对立的讨论方式；所谓“参照讲”，是针对“对着讲”并致力于在差异性的中西艺术表现中发掘跨文化艺术表现的历史共同性和共通性的讨论方式。跨文化艺术比较，应该坚持两个共时目标，即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由此，彰示中西艺术的“异中之同”。

伴随着国际比较文学发展来到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也相应发生了范式转换，具体包括基于文学现象同源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文学规律同理性的平行研究、基于异质文明同情性的跨文化研究。范式转换后的比较文学，就发展阶段而言，可以分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就比较范式而言，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就学理逻辑而言，可以分为相交模式、平行模式、异面模式（多样性模式）。比较文学是跨文化交流之桥，而比较文学史就是跨文化交流中那个最有效用的“公垂线”。通过比较文学史可以把比较文学研究“无方向的流”编成序列，进而以恰当的方式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教学连通起来。把关于本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最重要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史与比较文学教学这三驾马车联动起来协同发展，或可是比较文学本体矛盾的一种解决之道，也即国际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范式转换与知识体系建构的答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