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技术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这样的缄默预设：技术是与人的主体相对立、不具有人的主体性的客体。但人工智能的出现，瓦解了这个预设。这对于技术社会学构成一个挑战：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机器？这需要一个新的视角。为此，可以重构吉登斯的“结构和能动的关系”理论，把“物质”加入其中，形成“结构 -物质 - 能动三角联动”的分析框架。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可以更清楚地洞悉人工智能对“能动”和“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在“智力物替”过程中，人工智能不但重塑了主体，而且将带来三大领域、六种类型的结构转型。

在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治理中，工业文明孕育的韦伯式官僚制，因人类的有限理性与制度刚性正面临效能衰减与价值异化问题。算法官僚通过规则编码实现流程自动化，却陷入了情境剥离与技术刚性的困境。而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与官僚制价值内核存在深刻契合，依托大语言模型突破人类认知局限，展现出知识涌现与自主进化的能力，推动治理从机械效率向动态适应性跃迁。AI 官僚通过深度学习突破人类有限理性，以动态知识图谱实现规则的情境适配，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推动文书治理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效用，构建动态治理的责任框架，发展人机协同的交互界面。人工智能有望为破解官僚制现代性困境开辟实践进路，既释放人工智能的计算效能，又保留人类官僚的价值载重，最终构建一个兼具工具理性之精度与价值理性之温度的治理新秩序。

大模型的兴起正在引起人工智能法律治理中基础性信息工具的变革。算法解释因存在计算量、随机性与理解力等局限，不足以独力承担人工智能治理基础信息工具的重任，而系统测评正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系统测评有利于应对算法风险的全面扩张、模型安全的关切增强、关键性能的特殊需要、多维目标的综合考量等治理需求变化，但其原理与实践尚未成熟，在制度化过程中可能面临训练针对性、基准科学性、利益关联性等挑战。对此，应合理界定测评的应用场景，科学建立测评基准筛选机制、测评基准质量管理机制、测评过程公正保障机制，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系统测评与算法解释的制度化兼容。

公共风险识别是在特定认知路径指引下的风险认知活动。传统风险识别遵循风险客观论，以自然风险和风险中的客观因素为主要认知对象，以计算理性为认知基础，以工程技术为认知手段，形成了风险识别的技术路径。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人化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的主要内容，风险的主观化、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人或组织的行动和决定在风险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风险更多地归因于人的决定，而非外部世界。这种风险内容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导致风险识别的技术路径受到挑战，计算理性不足以应对后工业社会中风险所具有的公共性、政治性等复杂性因素，风险识别的技术路径表现出工具性、被动性、滞后性、有限性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认识到基于计算理性的风险识别技术路径所面临的后现代困境，反思风险识别的技术路径以适应风险的现代性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新的风险识别认知路径的可能性。

米尔斯强调通过个人经历与历史经验提炼学术灵感的思维方式，然而其对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解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数智想象力”作为一种能够从局部数据实现视角转换与跃迁，进而认知社会总体的心智能力，理应成为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研究中的数智想象力涵盖九种思维模式：逆向思维、外生思维、可视思维、借喻思维、仿真思维、延展思维、跃迁思维、预测思维以及具象思维。这一新型想象力不仅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实践能力，也能为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在 DeepSeek（以下简称 DS）等人工智能盛行的人机共生时代，文学创作、欣赏与研究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多角度、多文体的命题创作验证，以及系列人机作品同题比对，可以发现，DS 在旧体诗词以及赋、文等文体的写作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DS 不仅写出各种风格诗体，还能写出细节充分真实、微至的意境与灵动的兴会，不仅可以轻巧地叙事，表达充分的戏剧性，更可以将诗意的表达呈现为一个诗思生长的过程。在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方面，DS 可以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对于一些复杂的诗学问题，其解答能替代文学史与作品选，不久的将来或可成为很好的教材。但现阶段 DS 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针对这一点，或许可以借力打力，形成一种人机互动的诗教，由此开发出一种新的学问，可称之为 AI 修辞学或 AI 文体学、人机比较诗学。古典文学研究、学习、传播的原生态即将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是省思古典文学在技术时代之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写作学认知主要有两条理路：从读者的角度认知作者，从作品的角度认知写作。前者造就了以读者角度为主体的文艺学，后者造就了丰富而发达的文学史学科，这两个学科甚至一度代替（取消）了建制化的写作学。在它们的夹缝中，“传统文章学”“现代写作学”交织发育，但均未获得正果，直到 21 世纪初“创意写作学”兴起。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不应走美国式反建制化之路或传统中文学科的建制道路，而应在中西互鉴的基础上，结合学科本身的特点，走中国特色新建制主义之路。中文创意写作的新建制化发展，要重新回到“五四”文学源头，赓续其“创意论”经验，充分重视学术性和应用型的结合、创意思维养成与技术技能培养的结合、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结合，聚焦创新、融合、发展三性建设，形成中国路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创意写作经过与中国的三次相遇，终于以“中文创意写作”之名被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目录。顶层设计对“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特别设置，预示其走的是社会功能为导向的新的学科建制道路，而非传统人文导向、技术导向的学科建设之路。中文创意写作学要率先探索和走出一条通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自主人才培养的新文科之路，需要突破创意写作是文学写作及视文学性为文学本质的观念瓶颈，确立创意本位的文学观。中文创意写作作为社会功能导向的新学科建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标、内容、方法和知识理论图谱，但其建设任重道远。

近十年来，中文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发展迅速，但未能正面突破天赋论的束缚、文学性的迷思，以及写作教学的经验主义，三者在学科观念、理论话语与实践层面潜在地制约了创意写作的学科建制。天赋论加剧了作家教学对文学性的偏执，深刻影响了作家教学模式，使得作家经验难以进一步向知识话语转化，造成“可教”与“不可教”的尴尬划分。写作技艺与天赋的对立，导致写作理论、批评话语与具体实践分离，也阻碍了创造性模仿、潜能论、作者本位的文学创造等理论的出场。创意写作学观念突围需超越上述浅表的经验认知，由天赋论转向潜能论，从对文学性的偏执迈向功能论，推动写作教学走向机制论，进而导向个体经验的多样性和生成性、文学价值的社会性和人民性，以及写作教育的建制化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