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是身—家—国—天下的“四重域”向个人—国家—社会的“三重域”的结构性变化，这意味着作为伦常秩序之家的式微。民族建国要求“去家化”，然而家秩序与家文化的根基尚在，故而现代国家一旦建立，“家”便凸显出来，但家在当代的凸显却是病理学意义上家的社会意义的强化与伦理意义的弱化之交织。推究其背后的原因，则与建国以来对家秩序与家文化的模糊、歧义的态度有关。由此可以理解公共政策显示出对家秩序与家文化尚缺乏通盘性的理念性考虑，而这一点又与中西之争的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