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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04-2229 CN 31-12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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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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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刊目录
2015年 第11期
出版日期:2015-11-01
本刊特稿
圆桌会议
学术争鸣
时事观察
经济改革
文化视野
史海钩沉
青年论坛
学界信息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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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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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冯契
2015(1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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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天下秩序的未来性
赵汀阳
2015(11):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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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世界除了物理性质,并无政治身份或政治的存在秩序,所以说,“世界”至今还是一个非世界。对此,唯一可能的拯救就是建立一个保证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能够受益的世界制度,创造一种改变竞争逻辑的新游戏,即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体系。这就是天下体系的当代性,也许应该说是未来性。
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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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塑造中国政治新生态
郝宇青, 燕继荣, 刘笑言, 麻宝斌, 时和兴, 蔡志强, 于建嵘, 张劲松, 黄军甫
2015(11): 22-3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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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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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评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兼论中国儒学的前途
刘悦笛
2015(11):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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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儒学者始终在心性与政治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做调和,只是心性与政治的偏重不同。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也许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上学大势没落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用中”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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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华语电影”概念的演进、争论与反思
陈林侠
2015(11):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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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概念术语的提出与接收,都意味着学术话语权的运作。在“华语电影”“华语语系文学”等 概念的演进及其争议中,海外华人学者拥有较强的议题设置能力,但偏离了概念背后的学术内容。国内在 学术国际化追求中,借道于海外华人学者,遮蔽了英语学界的真正状态。“求大求全”的概念构建思路、潜在的民族情绪,抽空了概念术语的特定内涵,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对象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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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知识分子如何避免观念的陷阱——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性到政治激进主义
萧功秦
2015(11):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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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常常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而人的理性本身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它有一种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能力,它会编织出一种观念的网罗,让人脱离现实,变成作茧自缚的“观念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对集体经验的否定,使之不能承担起过滤外来经验与信条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导致各种超越本土经验的舶来的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人们是经由主义而行动,并改变着周围的世界的。正因为如此,对21世纪的知识分子来说,要避免成为“观念人”,最重要的就是回归经验主义。
时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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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
陈映芳
2015(11):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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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议题。当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在国内整体上被窄化为中国现实问题研究时,“本土化”不仅会限定学者的探索目标和问题意识,在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和扭曲,比如以“中国的需要”为基准来对外部理论进行拿来主义的功利的切割。就学界整体而言,如果学者对“西方—中国”的知识分类习以为常,对“为现实之需”的学术宗旨深信不疑,又对探索人类社会的命运及普遍问题缺乏兴趣,在这种学术生态下,学者所实践的本土化、所提炼的特殊性对人类社会及社会科学的意义,也难免是有限的甚至是可疑的。走出困境,我们需要重构经验世界,这有赖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综合、全面的发展,也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基础上的对历史和文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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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技术手段如何拓展环境社会学研究
陈阿江
2015(11):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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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时,通常会遭遇如何判别环境事实的困境。以水质检测仪使用为例,技术手段可以帮助研究者:明晰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发现现实中存在的、但传统的方法难以发现的问题;与访谈、问卷、观察等方法结合使用,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研究主题。从学科史看,社会学正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知识、方法的过程中诞生、发展和成熟的;“高科技”不断地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现实与当代社会科学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使环境社会学研究采用适宜的技术手段成为可能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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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问题与方法: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胡军
2015(11):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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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治学方法和叙述模式方面我们至今没有自己的系统东西,所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历来重视的,只是史料的编辑整理和鉴别考证。显然,这样的研究模式是有重大缺陷的,因为该模式本身并不具有真正深层的学术研究性质。这一模式的不足从胡适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且日趋极端。我们如果想真正推进中国现代哲学的进步,就必须回到对哲学问题本身的讨论,随时注意理性思辨的方法论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思想跟着圣人走,跟着经典走,跟着学术权威走。哲学问题的解决与否,只能跟着思想的论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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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找回社区服务的“社会性”
田毅鹏, 董家臣
2015(11):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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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在城市基层社会走向松散化,政府公共服务和依托于市场商业服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社区服务的社会性出现了严重流失,进而走向“板结化”,导致社区服务的社会参与性、自生自发性和社会服务性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欲找回社区服务的社会性,就必须构建多元的服务主体,拓展社区服务的对象,加强社区服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将依托社区基础性社会关系的社区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商业服务链接起来,建立起相互的关联,实现社区公共性构造的创造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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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两法”衔接视野下的刑事优先原则反思
练育强
2015(11):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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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于民事与刑事交叉领域的刑事优先原则,在“两法”衔接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并在衔接机制中得到了具体实施。当今,由于社会基础条件的变化,刑罚措施并不必然严厉于行政处罚措施的思考,以及“两法”衔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优先追究刑事责任的追问,都使得刑事优先原则不应作为“两法”衔接机制中的基本原则。为了“优先”追究刑事责任而坚持刑事优先原则的必要性值得反思。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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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我为什么不主张救市——基于市场、制度和逻辑的考量
陈志武
2015(11): 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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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下旬以来,股市急剧震荡,很多人主张救市,而反对救市的声音或者说辩论的声音很少。股市的好处很明显,可以把未来的预期提前变现,使收入机会更均等。因此各个国家都想发展,但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和英国拥有真正的发达的资本市场。发展好资本市场的第一个条件是监管部门必须中立公允,第二个条件是媒体的言论相对自由。股票的价格不是由其他投资者决定的,而是由边际投资者、边际炒家、边际股民来决定的。高杠杆才是这次股市震荡的主因,如果孤注一掷地救市,可能使风险往债券市场、商品市场、银行蔓延。真正的救市要区分是直接救股民尤其是救不负责任加杠杆的股民,还是救金融体系两种思路。就前者而言,救市会带来道德风险,影响社会财富分配;就后者而言,救市更市场化的做法,应该是央行降息或者降准,而且不要定向降准。强权政府与资本市场从本质上说是不兼容的。中国要真正发展好资本市场,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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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马克思的若干论述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意义
李义平
2015(11):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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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资本,货币的本质、纸币及其流通规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创新,平均利润及其形成条件等论述,对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有着现实启示:GDP掩盖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当充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并不支持多发货币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央行多发的纸币有时作用是消极的;通过超额剩余价值不断引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是马克思笔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生产模式,其本质是创新,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是当务之急,而创新需要社会条件;平均利润表征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社会资源的最佳分配,一些非自然垄断的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抑制了创新的冲动,其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之现象需要加以克服。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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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儒化的现代性:贺麟论新文化运动
高力克
2015(11):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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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文化运动之历史意义的认识,关乎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走向。抗战时期新儒家贺麟的新文化运动论,迄今仍为百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到之论。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其最大贡献是清除儒家僵化和腐化的成分。西学的大规模输入,则给了儒家思想一个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而得以复兴的契机。儒学的新开展,是一个“吸收西洋文化,儒化西洋文化”的过程。中国的民主化,应超越18世纪西方的消极民主,而采行中国化的“儒家的民主”。贺麟最深刻而富有创意的观点,是其以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道德律令比拟五伦观念,从而阐发了三纲的片面之爱、片面之义务的绝对道德价值,以及它对于中华帝国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贺麟的五伦新诠,可谓“传统之创造性转化”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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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共和”的遗产——论民国初期文化的转型
陈建华
2015(11): 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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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变迁”的观点看,研究民初的“共和”论述及其实践,对于评估辛亥革命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之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其“失败”而被忽视,这不是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实际上仍因循了关于新旧民主主义的二元思维惯性。民初数年间即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在上海出现令人炫目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出版等方面具新媒体特征的文化景观,在缙绅与市民阶级共同推动下,出现从革命到共和的意识形态转型。在共和政治实践受挫的境遇里,这一文化新潮进一步去政治化,在与专制政治的对抗或规避的过程中,与都市商业机制及市民大众结盟,从事共和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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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发展文化产业学论纲
向勇
2015(11): 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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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代性体现于物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人的现代化体现于物质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文化产业实现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双重平衡。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符号经济和空间经济,文化产业正是符号资本生产和空间场域营造的主要模式。文化产业的起源与发展受精神生产决定论、文化市场决定论和文化技术决定论等不同的理论假设的影响,呈现不同的发展分期。世界文化产业先后所经历的萌芽期、探索期和发展期等三个时期,都是文化技术变革与驱动的直接结果。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理论范式来自于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和文化创意学等交叉学科的学术滋养。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研究是一种应用性、跨学科性、整合性和发展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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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微信群:议题、身份与控制
蒋建国
2015(11): 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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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作为网络群体生活的新形态,是“微文化”的重要表现主体,也具有“微生活”的基本特征。微信群聊对用户即时交流、广交朋友、获取新知、展示自我都大有裨益。但是,微信群聊也表现出议题分散、资本渗透、权力控制、话语消费、低俗娱乐等方面的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生活和公共价值有较大差距。过度沉溺微信群聊所造成的身心危害,值得高度关注。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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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宋朝官场何以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
陈国灿, 赵宇
2015(11): 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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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场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宋政府虽采取不少措施进行治理,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方面突出特点。一是重立法,轻执法。重视反腐法律的制订,具体执行时却又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二是重监察,轻制度。注重以严密的监察体系强化对官员的督察,忽视制度建设与完善,没有注意到相关制度的设计缺陷与漏洞。三是重处罚,轻引导。采取多种方式处置贪腐行为,忽视对官员的价值观引导和廉政氛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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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大清帝国如何自改革——雍正朝主要反腐措施述评
刘东海, 王志明
2015(11):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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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王朝危机,雍正即位后厉行反腐,对违法违规者严惩不贷,起到震慑作用。同时大规模调整各层官僚人事,以切断关系和利益链,并以密折、引见、保举连坐等项制度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雍正谨慎处理反腐与政治稳定、行政效能的关系,恩威并重,刚柔相济,宽免了不少涉案官员。雍正朝建立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是较好的防腐长效机制。雍正朝反腐举措成效显著,扭转了官场和社会风气,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是王朝自改革、自我拯救的成功范例。
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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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马电”的宪法学释义——民初法统争议的起源、过程与终结
徐辰
2015(11):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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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段祺瑞在履任临时执政前,于天津发出通电,宣示其政治方略,此即为“段祺瑞拟就临时执政电”,又谓“马电”。该电旨在废弃民国初年以来的法统,并试图模仿美国费城制宪的先例,以求“解决一切根本问题”。“马电”废弃法统的宪法性宣示是否具有正当性,它又能否在旧有法统的废墟上重构政治的正当性,这都是中国近代宪法史中的重要问题。而在上述问题的背后更为根本的是:宪法(法统)权威的基础何在?以“马电”为中心,反思民初的法统争议史,兼有历史及现实的意义。
学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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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信息
百年回看《新青年》,重思“新文化”——第九届中国文化论坛会议综述
刘龙
2015(11):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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