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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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龙永图

2015(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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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些年进入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但这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而为，不必过于担心。中国面临的国际发展大环境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快速崛起所造成。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着力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之上，从以扩大出口为主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从以吸引外资为主转向吸引外资与海外投资并重；从以参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为主转向参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并重。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战略自信，培养大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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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依法治国的政治学意蕴

俞可平

2015(2):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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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学问题。依法治国应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放到推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待其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依法治国的意义、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与法制、法治与民主、法治与善治、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等，其中，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法治不同于法制，法治是对法制的超越；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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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胡戎恩, 蔡霞, 张守文, 关保英, 程竹汝, 郑少华, 白建军

2015(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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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其中明确提出要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并部署了新形势下加强法治监督、确保宪法法律实施的重大任务。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治监督就是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法律文本真正变成社会规范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意义上，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得到落实的根本保障。而法治监督的核心，则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具体包括：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事关切实推进依法治国的全局。为此，本刊编辑部与上海政法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召开研讨会，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本期刊发部分成果，欢迎广大读者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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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突破二元对立的汉学主义研究范式——对顾明栋先生的回应

赵稀方

2015(2):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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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殖民化、东方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的说法都是从萨义德那里开始的。批评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论述中没有提及被殖民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东方主义最大的破绽既不是没有注意西方内部的反殖民传统，也不是对真正的东方人重视不够，而是单一主体，即以“我”/“他”、“主体”/“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西方人和东方人，从而构建汉学主义。因此，汉学主义研究须突破这种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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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道义和权威是否势不两立——与林存光教授商榷

方朝晖

2015(2):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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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先生新近的批评文章认为，方朝晖在重新解释“三纲”时混淆了服从道义与服从权威，应当看到绝对服从与大力谏诤这两种相反立场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林文为“三纲”代表绝对服从的传统观点作了辩护。林文所谓“多重面相”的说法使古人思想陷于自相矛盾的内在分裂之境地。“三纲”从根本上是为了服从道义或名位，但是在具体现实中对道义的服从不可能与对具体权威的服从截然分开，不应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对董仲舒、朱熹等人“三纲”思想的理解应该从其思想、生平的总体联系和时代现实出发，而不应孤立凭其一两句话任意发挥，得出其捍卫绝对君权或君主专制的错误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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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国民阅读困境的深层之因：读图时代辨析

梁玲

2015(2):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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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文时代”到“读图时代”，阅读的启蒙力量日益衰竭，读图正在成为新的图像拜物教。“阅读力”陷于“词的破碎”、“物的牢笼”、“我的泛滥”之中。当下需要从“阅读力”与生产力的结合入手，提高文本的生产质量，重塑阅读的动力机制，培养内在的阅读文化，依靠阅读文化的重塑开拓拯救阅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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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民主与政治秩序建构

高兆明

2015(2):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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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秩序既是历史趋势，亦是中华民族近百余年的不懈追求。民主政治秩序的核心是否定宗法等级、人身依附与奴役，是平等人格及尊严、人民主体及其政治参与。民主内在地要求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使民主避免沦为多数人的暴政。人民在创建民主政治秩序的日常生活过程中，被塑造成为具有民主法治素质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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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

陈友华丨苗国

2015(2): 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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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大幅反弹的担心，生育政策调整在过去30年显得举步维艰、异常谨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育政策终于有所“松动”，但从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之前设想的生育率大幅反弹纯属“杞人忧天”式的误判。从若干社会学视角探讨导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经济社会因素，可以发现“低生育率陷阱”在我国部分地区早已成为现实。中国生育政策要正视“方向性”的调整与优化，否则，中国将会全面陷入今天欧洲与东亚国家正在经历的“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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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单独二孩”实施效果与改革策略

任远

2015(2):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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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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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实特征与基本转向

邵培仁, 张梦晗

2015(2):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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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在传播者与传播中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复杂而具体的变化。首先，政治传播的倡导者不再具有绝对优势，逐渐褪去封闭而坚硬的外壳，开始与流行文化联姻，呈现出一种日常化的样态，但同时面临过度戏剧化的危险。其次，政治传播的中介不再只是信息的制作者、守门人，转而成为平台的提供者，通过公共空间的搭建，使各类致力于改进民主的努力得到实现。再次，政治传播的受众看似拥有了更多的参与选择权，但同时面临着理性公民主体性缺乏的尴尬。总体来说，国际范围内的政治传播在全球化和网络新媒体的促动下，正不断走向一个更日常化、更透明、更混杂和更具参与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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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央地关系改革的合理方向

张文魁

2015(2):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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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推进中的央地关系与改革央地关系，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央地关系，就难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蓝图全面推进改革；而从财政和公共服务及事责的角度、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角度、权力分配和民主治理的角度来看，央地关系存在更加基础性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不可能理清央地关系，应该从现代政府职能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体而言，央地关系改革的方向就是水平性分工和当地化委托—代理，用这样的方法来推进中国改革，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竞争优化的有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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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

石建勋

2015(2):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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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而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能否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能否在促进经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中发挥金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对于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不可否认，金融改革的难点多，风险大，但势在必行，必须迎难而上。金融改革首要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建设与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相匹配的金融大国、金融强国；必须在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按照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四化”战略取向扎实推进各项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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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建构现代大文学史观

李怡

2015(2):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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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当确立“大文学史观”。回到社会历史的广阔背景上，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及内在精神结构将获得新的梳理和解读；同时，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知识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及大文学史观的进一步完善等，都将有力地推动方法论的革新，从而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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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知识分子如何被“小资产阶级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倡导为考察对象

尹传兰, 刘锋杰

2015(2): 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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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通过重新定义文学与知识分子，获得了规划文学发展的领导权；并运用强大的批评力量，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面相，成功实施了对于知识分子的驱离。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发展了革命文学理论，但却忽视了知识分子的专业特性与公共特性，造成了轻视知识分子与文化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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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杨时理学思想的内在冲突

刘京菊

2015(2):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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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兄弟，对二程思想各有传承；同时他以洛学为宗，夹杂其他诸说。不同学说间的兼采虽可互补，拓展问题视野，但也容易造成冲突与矛盾。如杨时重视“天下只是一理”，又过分张扬气的化生作用，提出“通天下一气”；既承认道盈天地之间，物物皆有理，主张向外格物以求理，又转而向内，称“物不可胜穷”，反身而诚，天下之理得。他在心性修养中主敬以涵养，强调敬义本无二，向内的道德涵养自然开出外在的道德行为，义即敬，敬合内外，贯动静；但在具体的修养功夫上又转而偏重体验未发，静中涵养本心。这些矛盾之处虽造成其思想体系难以圆融，但诸多论题的引入也为后学的思考、集成奠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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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

马龙闪

2015(2): 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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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齐袭来的形势下，俄共全党自1921年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恢复商品市场关系很快使苏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苏联随后放弃市场经济，通过计划以国家垄断方式配置资源，而不是以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管理方式，引发财政预算的崩溃。最终，渐进改革失败，激进改革占居上风，再加之其他因素综合，导致了苏联解体。这说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自有社会分工以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企图摆脱这个客观规律，是一定要受到无情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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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

孙国东

2015(2):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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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克服政治教条主义、“中国特殊论”和文化守旧主义。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面临执政党的政治主导性与法律的“不可随意支配性”、社会层面的“分类监护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立法分类的非任意性”、“社会基本益品”的“有限准入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法律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建构，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应遵循政法分离和人大至上两个原则，并构建合宪性审查、财政法定（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这两大政治“基础秩序”，这将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实质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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