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 全选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余伟民, 叶书宗, 杨天石, 金卫星, 姚海, 刘金源, 祝曙光, 姜良芹, 葛剑雄
    2015(4): 4-22.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迟福林
    2015(4): 23-28.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立足于2020这个中期,准确研判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调整好经济新常态。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要谋划好“十三五”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其一,社会资本要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其二,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进程;其三,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相关的结构性改革。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邓晓芒
    2015(4): 29-3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我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定位:从主观安身立命来看,我是一个自否定的儒家,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从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来看,我主张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从儒家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来看,我持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标准论。
  • 学术争鸣
    姚中秋
    2015(4): 33-37.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中华文化价值究竟是主张以个体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是强调责任先于自由还是自由比责任更重要?权利具有优先性还是义务具有优先性?陈来教授在《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一文中把中华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其实,中国价值观的整体结构是:以仁为本,基于允执其中之智慧,在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平衡。
  • 学术争鸣
    杜靖
    2015(4): 38-4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钱杭主张,归属感是当代汉人宗族复兴的一个关键机制。与以往的理论比较,其贡献在于从主体性角度解释了汉人宗族运动。在这一认识基础上, “归属感”可进一步细化为“空间上的归属感”、“时间上的归属感”、“结构上的归属感”和“身份上的归属感”四个维度。不过,归属感是个历史情境性的东西,并非如钱杭说的属于“先验性”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历史人类学的框架下明察它的起源。
  • 时事观察
  • 时事观察
    任剑涛
    2015(4): 44-50.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历史悠久的政治清议传统,具有其现代转化价值。中国的政治清议传统,呈现出清议、清谈与莫谈国事三种状态,显示出衰变轨迹。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建国,不仅需要在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上促成健康议政,而且需要大力且有效聚集社会智力资源,因此,促使政治清议传统的现代转变,是现代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成功完成现代转变的政治清议,将成为促使国家受到有效监督、权力规范运作的积极力量。
  • 时事观察
    王思斌
    2015(4): 50-5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也会伴生就业不足、失业、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遭受威胁等问题,需要社会政策托底。社会政策托底应该是积极的托底,要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设计和发展社会政策,使其发挥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培育健康的社会心理、预防底层群体的社会沉淀、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综合功能。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是发展性的,它应该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对象的发展。
  • 时事观察
    于建嵘
    2015(4): 55-58.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从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到严格限制、有条件地允许,与从规范流转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两个阶段。对这一变迁过程,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其顺应了社会发展对土地政策变更的需求,有利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增收;也有学者反对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如何确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范围和风险控制、如何确定农村建设用地规划和执行、建设用地入市后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合理解决。
  • 时事观察
    胡振红
    2015(4): 59-6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以“集体所有”、“一户一宅”、“权能限制”和“双划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框架,不仅难以适应新时期农村人地关系现状,且抑制了农民的宅基地资产权利主张,也降低了农地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为解决宅基地供求矛盾,我国宅基地制度变革应以开放宅基地的流动性置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由“生增死不减”向“增人不增地”转变,由“一户一宅”向“一人一房”转变,由“无偿、无期限、限制流通”向“有偿、有期限、完全流通”转变,由分散居住、自建向集中居住、他建转变。
  • 经济改革
  • 经济改革
    张旭昆
    2015(4): 64-70.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技术进步对于收入分配的突出影响体现在:要素偏向型、规模递增型技术进步,总会导致一轮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过程。统制经济收入分配的突出法则有:统制经济不存在市场;在劳动者异质的条件下,管理者阶层可以运用非市场手段压低部分劳动者收入水平;消费品也基本上由管理者阶层在可行范围中主导决定。中国当前混合复杂的“骡子”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不再是统制经济,但仍有统制经济残余;拥有市场经济大量痕迹,但距典型市场经济还有距离。基于这些分析可以推断出:20多年来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与以下五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有重大关联: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统制经济遗风的公民身份双轨制、政府的过大权力、部分政府官员的贪腐、市场化过程中私人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当下,亟待依据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四种趋势,及时采取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
  • 经济改革
    李慧中
    2015(4): 71-7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当今世界,超过60%的服务经济占比背后的真实内容是生产者服务为主的事实,即不是“生产什么”有了根本改变,而是物质产品“怎样生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高服务占比并不应成为中国各地简单地、笼统地、一味地发展本地服务业的动因。大国产业发展顺序与多数服务产品的“非贸易品”特征,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其对人口大国发展服务业在供给方面的约束是物质产品生产力基础和城镇化基础;在需求方面的约束是本地需求水平,本地城市化水平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本地产业结构现状及其走势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部门结构。只有具备足够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与世界格局相似的高比重的生产者服务,以及高比重的服务业增加值。
  • 文化视野
  • 文化视野
    金理
    2015(4): 75-79.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名教”本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近现代以降,胡适等人在具体论述中,将“名教”重构为“崇拜名词的宗教”。据此,“现代名教”首先是指“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其次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名教批判对于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 文化视野
    曲春景
    2015(4): 80-8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导演的叙事行为相对具有更多的道德豁免权。但叙事是一种关乎伦理的行为,它同样不可逾越规约道德规约。叙事场景的仿真呈现一次次把观众带入犯罪行为的现场,“同视角”的持续关注,影像的大面积投射,让观众占据犯罪者的位置,刺激观众的兴奋点,形成与犯罪行为同位的心理逻辑。叙事行为建构的“叙述视角”、“叙事情景”、“感官反应”等,成为观众身份建构价值认同的主要参照。叙事活动事关人类的道义与尊严,因此,导演的叙事行为不应获取特殊的道德豁免权。
  • 史海钩沉
  • 史海钩沉
    朱子彦
    2015(4): 84-89.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明朝自万历后期,不仅朝政日渐腐朽,且党争愈演愈烈。“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天启时,科道党派投靠魏忠贤,成了阉党迫害打击东林的主要帮凶。崇祯朝,更是到了没有监察官不足以构成朋党的程度。至此,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主要机构的明代监察体制被破坏殆尽。酷烈的党争不仅使明朝国家行政机构难以正常运作,且导致袁崇焕被杀,辽东战局进一步恶化,最终使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陷入绝境。
  • 王家范
    2015(4): 90-92.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吴维忆
    2015(4): 93-96.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信息科技等领域的专业人员的职责是对大众进行科普,揭示大数据技术的逻辑原则、功能、应用范围和固有缺陷等客观特征。大众只有真正了解了大数据技术,才能分辨“大数据时代”这一空泛口号下所夹带的意识形态内容。人文社科学者则应当揭露“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质,只有驱散了遮蔽大众双眼的云雾,他们才能从“美梦”中清醒,而不至于陷入惊醒后的梦魇。两类有机知识分子实际有着共同的目的,即启迪大众从怀疑被灌输的信息开始,逐渐实现反思意识的复苏,而他们能否达成使命的关键则取决于传播领域掌控权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