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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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陈平原
    2016(1):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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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目前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创办现代大学的这120年间,中国大学史上经历了六个关键时刻:1905年的废除科举,1919年的学生运动,1937年的大学内迁,1952年的院系调整,1977年的恢复高考,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中国高等教育如要在未来有开拓性发展,需认真反思这些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关键时刻,在深入反思和自我反省中不断砥砺前行。
  • 本刊特稿
    张鸿雁
    2016(1):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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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类型的社会发展都必然具有非均衡性,所以才有区域“发展极”现象的发生;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然存在要素的结构性缺失和匮乏,所以才有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空洞”——“短板效应”的产生。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发展的速度、水平、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短板问题”的治理能力。因此,分析并解决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是治理社会发展难题和困境的关键之一。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现代性建构在于:一是“社会精准治理”模式范畴及现实需求的实践性;二是“社会精准治理”解决“短板问题”的切入点;三是现代风险社会控制语境下的“社会精准治理”的理论重构。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张江, 西奥·德汉
    2016(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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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黄裕生
    2016(1):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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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绝对者”的觉悟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自任是一种文化成为本原性文化的标志性事件。殷商对“上帝”的崇而不祭,表明殷人所崇拜的“上帝”已超越了自然神而为一至高神;周人的“天”则进一步纯粹化为“无亲”而“与善人”的公义之天。诸子之“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削弱殷、周对“绝对者”的这种觉悟与确信;相反,实乃加持了这种突破性的宗教信仰。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仁爱法则的发现,则完成了对“绝对者”的信仰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之间的贯通,从此把华夏民族带上了担当普遍性原则的“世界史”之路。本原文化民族之间的相遇是普遍性升级的必经之路。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黄玉顺
    2016(1):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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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其实并非“家国天下”,而是“身—家—国—天下”;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所谓“身”指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家”“国”并非永恒的范畴,而“身”才是永恒的。“身”的性质与地位随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而转换,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家庭(宗族或家族)的附庸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当家庭与国家消亡后,“身—家—国—天下”模式将转换为“身—天下”或“身—世界”模式。汉语“世界主义”有四种含义:古代的两种“世界主义”或两种“天下主义”,即王国天下主义与帝国天下主义(古代帝国主义);当代的两种“世界主义”,即国族性世界主义(现代帝国主义)与超国族世界主义,后者可谓“大同主义”。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李梅, 丁金宏, 曾毅, 罗国芬, 王铮, 殷德生, 朱宝树, 原华荣,
    2016(1):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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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胡焕庸先生提出“胡焕庸线”,其系从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直线,是中国人口地理的一条重要界线,甚至被视为中国人口地理的龙脉。1年前,李克强总理提出“胡焕庸线怎么破”之问,他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时移世易,我们看到,胡焕庸线依然存在,胡焕庸线之破争辩不断。略作停歇,我们当反思,总理之问的内涵有否被曲解?胡焕庸线之破争辩的真问题是否被忽略?比如,当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共享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关键词,西部地区“以生抵迁”的人口增长与精英流失、弱者滞留之悖;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在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的情形下,地理本性、生态环境与人口均衡分布之悖;当胡焕庸线跨越国界,当信息化超越国别,人口空间格局、城市发展规律与政府宏观调控之悖,等等。本期,我们特邀对于胡焕庸线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包括胡焕庸先生的弟子,基于人口、城市、经济、地理变量,一起来探究“总理之问的关键指向”与“胡焕庸线之破的时代议题”,期盼更多的读者进一步推进这一话题的研讨。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杨光斌, 王果
    2016(1):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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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阶级斗争与专政”的争论无助于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因为论争者基本上都是囿于旧范畴内讨论。一个常识是,不同的政治语境有不同的政治逻辑,因而表述应该有所不同。国家治理的常识是,古今中外所有的执政者都是以“人民”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已经使得产生于西方政治中的概念、逻辑受到挑战。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加上单位制等社会体制,使得阶级意识得以消弭,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原因。政治制度塑造了新型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经验概括的新范畴。
  • 学术争鸣
    吴新叶
    2016(1):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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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有四个层次,即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相应地,基层治理就是一个多元的结构性存在。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治理范式突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特征,并没有涵盖基层治理的全部,因而不能以科层制来统领基层社会,而是科层制必须适应基层治理的规律。针对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隐性断裂问题,应突破科层制治理的思维框架,从基层的属性中寻找治理答案。
  • 时事观察
  • 时事观察
    方长春, 陈友华
    2016(1):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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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政策的调整在为人们带来更多生育选择空间的同时,也可能释放被压抑的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借助对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历史及其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现有的相关研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 时事观察
    宋健
    2016(1):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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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独”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历史现象和结果,未来几十年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将集中爆发,须做好充分准备。研究发现,尽管“特扶”制度在不断修改完善,但缺乏国家总体政策规划,责任主体不明确,且数据不清,覆盖面小。建议将“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解决,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总体框架下,尽快完善相关的国家制度,建立相应的国家专项基金作为基本保障,并在社区层面建立“失独”家庭的跟踪服务机制,以准确掌握人群规模并尽可能满足这些家庭的个性化需求。
  • 时事观察
    陈雯, 江立华
    2016(1):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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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术研究中呈现出“问题化”的倾向。这种问题化的倾向不仅催生了社会媒体对老龄化的负面表达,更引起人们对老龄化现象的恐惧,甚至是对老年人的反感与歧视。这种情况容易使未来我国的老人福利事业,可能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势。当下,应该回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改善与提高老年福利、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单从对问题的强调入手,而应该回归到对老年人价值的认识。通过探讨和挖掘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平衡学术界的“问题化”偏向,纠正社会对老年人的歧视;另一方面,通过正面认识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福利。
  • 经济改革
  • 经济改革
    易宪容
    2016(1):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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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人民币“新汇改”引发了中国金融市场一系列的问题,进而引起了全球市场的强烈反应。对此,中国央行是始料不及的,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次“新汇改”,同时出台相应的善后政策。当前,人民币汇率的企稳及扭转贬值预期是中国央行善后政策的重心。所以,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会稳定在6.4这个基点上,然后再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空间,这样既可保证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后的内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的提升,也能保证人民币成为全球各国所认可的货币,从而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 经济改革
    潘英丽
    2016(1):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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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货币国际化”,指一国货币通过国际化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了重大战略利益,并且能够将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应该是通过人民币的国际计价,尽可能帮助中国摆脱国际汇率波动与美元体系不稳定的伤害。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建成金融强国,发挥“全球银行”职能。SDR曾经是、现在也是欧洲人期望替代美元的一个超主权储备货币单位,SDR自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中国资本账户需要实施有限和定向的开放,现阶段过快实施资本账户开放,无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最低目标与最高目标的实现。当下,我们可借加入SDR东风,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重在健全在岸资本市场体系。
  • 际会风云
  • 际会风云
    周平
    2016(1):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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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一个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国家战略。尽管该战略的制定未必立足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但其蕴涵着地缘政治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既要看到“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收益,也要正视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全面认识和把握“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制定规避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的策略,才能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并在其中争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 际会风云
    陆钢
    2016(1):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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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亚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亮点。中国通过上合组织的架构与中亚国家建立了牢固的政府机制性联系。“一带一路”提出以后,中亚的战略地位更为突出。中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险要。谁能主导中亚局势,谁就控制了世界地缘战略博弈的中场。另外,中亚地区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之间存在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正是这种地缘战略与历史文化的双重意义,赋予了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特殊地位。在“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下,需要反思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直面问题,在此基础上调整对中亚的外交政策。
  • 文化视野
  • 文化视野
    王宁
    2016(1):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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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但作为一个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术语,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来说,并不十分陌生。但是人文主义自译介到中国以后就经历了不同的翻译、讨论,甚至辩论,在整个20世纪,它都是学术界和思想界讨论得最为频繁和热烈的一个理论概念,它吸引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家。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重温人文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当代形态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在中国的现代思想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我们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时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要在反思人文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发掘其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