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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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迈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燕爽，童世骏，高民政，陈宪，沈丁立，金瑶梅）

2017(11):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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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令国人为之振奋的莫过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96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68个年头，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格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过去实践经验的重要结晶，又是未来时代布局的重要指南。如何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趋势，如何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态，如何更好地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工程，如何更好地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路径，如何更好地描画国人美好生活的幸福图景，等等，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率先解答的重大理论命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共同探讨迈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精神实质、现实任务、核心动力，期待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积极参与这一理论命题，提供更多的有深度的学理思考和可操作的中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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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哲学在今天要面对什么问题和哪些经典

黄裕生

2017(11):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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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群体,今天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中:不得不与来自各种不同文化世界的陌生人打交道。在这一处境下,多元原则被当作一条正当的原则。但是,多元原则本身的正当性理由何在?这一原则是否有界限?如果有,这一界限在哪里?如果说这些是今天的哲学与人文科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也意味着哲学不得不重新面对自由问题。因为不仅正是自由使文化与历史成为可能,而且也是自由构成了文化多元化的根基。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处境下,如果要能够自主、自觉地参与由现代化带来的全球化,并进而对此加以反思、引导,那么,我们首先需要面对古希腊文化经典与近代启蒙思想经典,因为前者确立了科学,后者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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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从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看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

江怡

2017(11): 29-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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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在中国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部分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局限性。对这个主题涵义的不同解读,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研究在世界哲学研究中的位置。当代西方哲学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找到解决所存在困难的出路,最终将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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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哲学的贫困与复兴: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微妙精神

尚杰

2017(11):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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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源于近代以来由笛卡尔开创的反思-思辨哲学的危机,它导致一种僵化的、将事物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它把哲学等同于某种"正确的"意识形态,它把现实生活强行塞进死板的概念之中,中国现当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这样的僵化的哲学影响。哲学复兴的希望,在于以批判的态度,返回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使信仰、哲学、艺术、生活融为一体,以微妙精神置换固化的精神,开创崭新的人生哲学——一块尚待开发的精神异域,它属于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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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从“天下”到“天人”——兼论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

张曙光

2017(11):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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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借助传统天下观念进行政治哲学特别是世界政治哲学的研究,是颇有创意和启发性的,但这一观念所能给出的理论可能性又是很有限的。因为"天下"是从"天人"关系中派生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原创性思想中,最富有根本性和总体性的命题是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中国的先哲们对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世界所做的高度概括,它不是单纯从对象或客观的角度做出的概括,而是人从自己出发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和把握,体现着人的最为广阔和深远的问题意识,天人关系问题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学术研究的母题,当然也蕴含着使传统天下观得以形成并在新的条件下发生创造性转换的思想机理。在经过西方文化冲击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的洗礼之后,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更应当重视的,与其说是传统的"天人合一",不如说是在"天"的母体中相对的"天人互动"与"开放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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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统计局如何“多算”了公众的收入和消费

王志平

2017(11): 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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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是最容易受到"被统计"等诟病的统计内容。过去我们习惯用"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之类的说辞加以解释。在一定意义上,统计局"多算"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是客观事实。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统计局计算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内容范围,要比公众通常自己计算的内容范围大得多。其中,统计局还统计居民的虚拟收入和虚拟消费,但绝大多数居民其实并不知情,甚至在统计部门工作和进行统计研究者也鲜少知情。当然,如果严格遵循国际规范,统计部门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不仅没有多算,反而可能"少算"。但不管怎样,统计局有责任进一步向公众普及统计知识,提供更为丰富的分类数据,以便公众更方便地认知和理解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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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知性的僭妄”与打不败的想象力——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

刘方喜

2017(11):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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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人的知性相关的人工智能已呈现出巨大威力,而关于其最终能全面打败人类的设想,所体现的貌似是人的不自信,其实恰恰是人"知性的僭妄",即技术专家对能为智能机器设计出打败人的程序这种能力的过度自负。人工智能现实而迫切的威胁,或许并非来自其本身,而来自其在"人-人"关系中的应用方式,即人应用人工智能去控制、统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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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宪法惯例与自治规范的二元界分——论党内法规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定位

谢宇

2017(11):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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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如果忽视党内法规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我国的法治体系建设必然是与现实脱节的。然而,党内法规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学界对于这一基本问题至今莫衷一是,现有的党规是法律说、法与政策说、软法说均存在一定的缺漏。为了准确、合理地对党内法规进行定位,应当根据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不同,将党内法规区分为调整领导、执政行为的党内法规与调整党自身运行行为的党内法规两种类别。调整领导、执政行为的党内法规一般属于宪法惯例,而调整党自身运行行为的党内法规则属于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对党内法规的这一定位,既能够合理地解释部分党内法规作为国家机关运行依据的现象,又能够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不至于陷入将党内法规与法律混同的理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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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干部选任:关键环节及其关键问题

桑玉成

2017(11): 78-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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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制度虽然在一国政治制度中起到了内核的作用,但干部选任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在我国尚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以破解。对新时期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提出我国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向和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必要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来认识干部以及干部选任制度问题。其次,应当确立干部选任制度的问题意识。再次,要规范干部分类管理、干部选任的初始提名以及干部条件和标准的衡量把握等关键问题。最后,还应当注意在以下方面发展和完善干部选任制度:一是切实加强对干部选任制度的研究;二是切实重视干部分类管理的意义;三是改变选任干部的重形式条件而轻实质条件的状况;四是尽快制定选任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制度";五是推动从"以官选官、以人选人"模式到"以制度选人、以程序选人"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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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干部选拔的中国方案及其意义

沈冰清

2017(11):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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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首先需要有一套兼具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国情的干部选拔方案。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党管干部为核心、秉承尚贤思想与传统、辅之于积极培养的途径等为特色的干部选拔方案。这套干部选拔任用方案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调整,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得到新的发展。决定中国干部选拔方案形成并完善的根本动因,是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其中,党管干部是中国特殊国情和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培养"干部选拔模式形成于国家治理复杂性基础之上;秉承"尚贤"的原则是培养和选拨中国式好干部的必然要求。中国干部选拔方案给予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干部的选任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干部选拔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与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相适应;要以坚定的自信给出中国干部选拔方案,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及全球政治现代化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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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化的新趋势

曾庆捷

2017(11):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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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力图克服选任工作中存在的不正之风。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十八大之后选任工作中的新动态、新举措,可以发现,中共干部选任体制总体上是朝着权威非人格化、操作流程细化、自由裁量权减小等官僚制特征的方向发展的。同时,由于规则程序的可操作性问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客观程序的消极后果的感知,干部选任工作中也存在着与理想型官僚制相背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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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走出调控权力的内卷化困局——当前房地产市场交易性深层矛盾及治理

纪军令, 朱力

2017(11):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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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交易性矛盾频发。依据发生机制不同,其主要表现为市场风险型、欺诈剥夺型、止损避险型与失衡补偿型四种类型。这些矛盾已凸显出结构层次复杂、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大、偏好采取集体维权行动,以及易于被制度化疏解而难以终结等总体特征;从发生逻辑看,市场交易性矛盾主要源于国家市场调控权力的内卷化与地方选择的城市增长联盟发展模式。基于此,可以从改革发展模式重塑市场机制,加强法治建设规制市场主体行为,以及动员多元社会力量共建城市权利保障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相应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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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何谓真正的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从租售新政谈开去

何芳

2017(11):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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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区分地、不明目标地大谈如何建设长效机制,会让政策制定与实施陷入无序和无效之中。运用4E方法对密集出台的租赁政策进行公平性、经济性、效率与效果评析,并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对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机制与房地产发展机制的内涵、时效、目标、内容差异进行辨析,可以基本得出如下结论:租售并举政策目标是构建多层次住房供给制度,以保障居民基本居住权,而不是调控房地产价格;租购同权政策目标是通过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实现公民平权;房地产制度体系、房地产配置运营机制和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机制构成房地产发展机制三个层级。只有明晰各层级内涵、目标、内容和时效特点进行分层级政策设计,在制度层面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在实践层面合理配置运营体系,在调控层面推进逆周期靶向性政策,方能精准施策,促进房地产长期健康平稳发展和房地产价格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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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共有产权房:住房供给侧改革何以发力

陈杰, 胡明志

2017(11):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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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人住有所居,需要深化住房供给侧改革和加快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共有产权房是近年来多地政府在住房供给侧方面力推的一个政策性住房创新品种,但实施以来的效果评价不一,从政策目标、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到实施意义上都还存在不少争议。北京市政府近期共有产权房管理办法正式方案的颁布,又一次引起社会对共有产权房制度的热议,也是重新从根本上再认识共有产权房制度的契机。北京版的共有产权房,尽管更加接近中央最近多次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政策目标,但未来发展依然有不少改善空间,比如与商品房的政策界限要更加分明,发展要更加社会化。在实践中加快对共有产权房制度的完善,将成为推动城镇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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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孔子为政“五美”说与中国古代的财政——兼论税制上的任法令而坏制度

程念祺

2017(11):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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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由原先的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转变为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孔子论治政之"五美",而以"因民之所利"为宗旨,在政治上是极富远见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是孔子提出的国家治理的"国用"原则。其理据,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道义,即"节用爱人"。前者讲治政的事理,后者讲政治的正当性。但是,随着"国用"增加,国家以法令冲破制度对税率的规定,成为家常便饭;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因民之所利",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从春秋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重税制的制定,却又不断地以增税的法令来破坏既定的税制,"总无名之暴征而立为常规",成为中国历史上税制演进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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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封建社会农业政策对王朝更替的影响——以商鞅和董仲舒的土地政策思想为例

钟祥财

2017(11):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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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鞅变法所实践、董仲舒倡议所合法化的国家控制土地的政策思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长期停滞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前市场状态的根本原因。统治者的体恤民情或横征暴敛,理财者的开通明智或精于搜括,不期而至的灾害或战乱等,应该是后续衍生的问题。一旦僵化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业生产缺乏内生活力,这些问题迟早会发生,解决的程度也必然是局部的、有限的、暂时的。北宋以后,田制不立,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决策思路转变不易。因此,讨论封建社会农业政策对王朝更替的影响问题,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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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文化市场与新文化运动

周武, 张光润

2017(11): 12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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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传播新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并不是《新青年》和《新潮》杂志,而是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上海出版同业。那么,出版界为什么愿意参与新文化的传播?他们参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并不一定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更主要的是出于市场的考量,他们看到了新文化的市场潜力。通过有效的动员组织方式、文化生产方式,他们把新文化变成"外来、时髦的"商品,然后又通过无远弗届的发行网络向全国范围扩散,从中获益。出版家群体趋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由校园实验逐渐席卷全国的过程。没有出版家的介入,新文化在短期内激荡成潮是很难想象的。将一种思潮或文化运动与出版事业,乃至市场的流通与获益机制联结考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与文化运动的缔造过程和流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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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叶晓琳, 任继泽

2017(11): 13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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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7年10月15日上午9点,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顺利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四川、山东、江西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德国耶拿大学教授沃尔夫冈·韦尔施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首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分别致开幕词,然后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围绕"生活美学"的主题,进行发言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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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五四”精神在朱光潜美学人生里的冲突与回响

曹谦

2017(11): 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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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青年时代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浓厚氛围中,也因此注定了这位美学老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因缘,五四文化精神投射到了他六十多年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之中。总的来说,"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在朱光潜身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精神特点其实正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读书人"儒道互补"特点的生动体现。纵观朱光潜的一生,尽管一直都在看似纯粹的美学园地里耕耘,但他却是一个入世情怀很深的美学家,一生都在不断呼应着时事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光潜的一生更像是一个儒生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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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日本博览会的“眼目之教”与帝国视线——兼论“满洲摩登”

陈言

2017(11): 14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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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60年代开始接触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之后在帝国扩张途中,迅速借鉴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祭典仪式,大规模地展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世界特别是东亚进行重新编码,成功地把自己衔接到了18世纪以来欧洲扩张所形成的全新的视觉霸权体制内。其间"满洲国"就被日本操纵着在不同的博览会上呈现出不同的表情,以配合不同时期的日本殖民统制。吊诡的是,战后,"满洲摩登"成为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的技术和艺术灵感的源头。换言之,"满洲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战后东亚现代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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