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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邓伟志
    2017(1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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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在阐明社会主要矛盾时,提出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在新时代,重要的是建设新型的平衡观。由果追因,解决不平衡要找出不平衡的原因。变化是绝对的。变不是打破社会平衡,而是促成社会平衡。这取决于社会变迁规模、方向、性质、参与的具体类型。分类是为了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则是为了正确处理平衡与不平衡。从宇宙大环境看,不平衡是绝对的,但从一个局部看,还是平衡为上。平衡是相对的,这相对的平衡正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氛围、手段和目的。现阶段应该在抛弃“兼顾公平论”、端正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创新社会治理、调整社会结构、完善社会法、改进社会工作等方面入手实现社会平衡。
  • 本刊特稿
    杨国荣
    2017(12):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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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方面,学术与思想有各自的侧重。比较而言,思想较多地涉及社会领域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学术则更为注重事实的把握,与之相关的是理论性探索与经验性研究的分野。学术和思想同时也表征着人与世界不同的关联。学术所体现的,首先是人在事实层面对世界的关切;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人在理论层面和价值层面对世界的关切。这里所说的事实、理论、价值,分别与实然、所以然、所当然相关联。历史地看,以汉宋之争、考据和义理的不同侧重等为形式,学术与思想往往呈现彼此相分的趋向。在近代以来,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的文化演进中,这种趋向往往得到了某种延续。学术与思想的合理发展,以扬弃两者的以上分离为前提。
  • 本刊特稿
    沈志华
    2017(12):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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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言,十月革命的确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革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人终归还是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走向,而且为世界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17(12):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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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年,距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近1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核心目标,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边是金融科技不断翻新,一边是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一边是金融创新繁华迷离,一边是金融危机险象环生。中国金融制度的症结在哪里?中国金融风险的根源在何处?中国金融何以可能告别金融危机的威胁?中国金融何以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成长?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战略和主要方向是什么?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中国金融,亟待剥开悖谬频现的金融迷雾,回归本源的重大金融理论和实践之实质。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和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系承办了“正本清源:金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专题研讨会,特邀相关知名专家学者直面中国金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助力金融理论的正本和清源,推进金融实践的监管和创新。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张明军
    2017(12):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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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完整的政治发展周期,可以建构政治学话语,但不能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失败的政治发展周期,可以证明此种政治发展道路的非可行性,但不能展示何种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由此决定了其难以提供政治学话语体系所需要的应然运行话语;未能完成完整政治发展周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未来政治发展的成功或失败具有不确定性,也难以提供政治学话语体系所需要的完整应然发展话语;完整的成功政治发展周期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话语源泉,在话语体系建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以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和正向绩效,供给话语体系建构的感性材料,以科学、理性的主观设计提炼和配置话语体系建构的理性材料,并在政治实践中检验和提升话语体系的真理性,才能实现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完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马克思主义研究
    张凌云
    2017(12):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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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主线。《神圣家族》不仅阐明新唯物主义是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也阐明了人之存在向应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逻辑基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仅实现了存在论转向,而且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唯物史观,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科学,依据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与论证人的发展规律。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杨位俭
    2017(12):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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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乡愁不指向单向度的返回,而是像“花园中的机器”那样充满了悖谬特征。田园理想中的净土、个体的内面性逃遁、工业时代的“进步”都是生产乡愁的驱动力。现代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流动性经验的表达和失去文化根柢的隐痛,它提示了现代性观念的限度。回应乡土生活的意义问题,需要一个更有共通性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既承认农耕文明的基础价值,同时也包含人类生活的理想向度和人间关系的整体想象。从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构造中来看,克服激进现代性范式的文化断裂,推动社会融合对于城乡良性互通、互动具有关键价值。今天返乡和逆城市化成为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这是乡愁文学仍然繁盛的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引起广泛共鸣的返乡故事,实际上呈现了城乡之间在精神和情感上的紧密连带关系。这不仅仅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穿透,还通向一个深层的共享结构和共同想象。
  • 学术争鸣
    李昌平
    2017(12):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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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30年,中国依然会有不少于6亿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加上生态文明价值观主流化,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均等化等新因素的出现,农村资源资产价值市场化和农村业态多元化将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国乡村将会迎来一个复兴时代。目前,乡村复兴存在诸多理论、政策、体制、机制上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乡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和整个乡村复兴进程。十年前,笔者作为一位行动者重返乡村,创建中国乡建院,以乡村建设为职业,协助农民、基层组织和地方政府共同探索乡村复兴的路径和模式。乡建院在全国17个省200多个村庄的实践证明,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是“四两拨千斤”的乡村复兴之法,既能提升农民生产生活品质,又能为农民创造财富;既能促进全面小康,又能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 学术争鸣
    贺雪峰
    2017(12):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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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国家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实际上,当前乡村建设存在四种差异极大的乡村建设:一是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二是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三是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四是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不同类型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其实完全不同。因此,对乡村建设实践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
  • 学术争鸣
    熊万胜, 刘炳辉
    2017(12): 77-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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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中国乡村发展应该采取“进取”还是“保底”的不同思路,产生了“李昌平-贺雪峰争论”。李贺争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其实是中国乡村发展的自主性问题。在乡村整体对城市呈现依附式发展的背景下,乡村的发展类似于一种“突围”。李贺二人都不反对乡村争取发展自主性的努力,其区别在于自主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实现路径,李昌平更倾向于基于集体的自主发展,贺雪峰更倾向于基于个体家庭的自主发展。怎么实现这两种思路的统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的家庭经营模式、新的集体或家庭经营业态,以及乡村的自主多元发展,或是可行的思路和路径。
  • 学术争鸣
    郭中军
    2017(12): 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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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义现象在现代民主社会的频发,彰显了民粹主义与现代民主的复杂关系。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兴起,人类政治已经踏上了摆脱君主、贵族、神权等专制统治的民主化历程。这个广泛意义上的民主化历程基本沿着两个逻辑展开:一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与普遍化,它使人民取代君主、贵族、神权,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近现代政治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基础,从而使一种极端形式的崇尚“人民”成为可能;二是人类对政治平等的不懈追求,它推动了平民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随之产生的人民内涵的平民化,形成了人民即平民、平民即人民的政治话语。民粹主义现象的频发是近代以来民主或民主化逻辑的必然。
  • 时事观察
  • 时事观察
    沈湘平
    2017(12):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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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技术、资本、政治四重逻辑彼此交织,形塑了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样貌,也决定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特质:总体建构下的自生自发过程;对稳定及超稳定极端偏好;中心化或极化现象长期存在。这些特质又孕育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上空间日益区隔、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重构、生态逻辑凸显并日渐重要、溢出效应内部化等亟需应对的问题。
  • 时事观察
    蒋德海
    2017(12):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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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化我国反腐工作,不能忽略人民的反腐败权利。反腐是民主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权利。深化反腐败工作,监察制度有它独特的作用。但监察反腐只是人民反腐的一种补充,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根本或主要的反腐制度,更不能替代人民反腐。《监察法(草案)》构建的是一种权力反腐体制。权力反腐古已有之,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作用不宜拔得太高,其许多做法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有诸多不合。用权力来监督权力,永远有一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深化我国反腐体制改革,要深刻理解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民主智慧。只有体现“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反腐,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政府不敢松懈,而人民也能够从中充分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尊严。
  • 时事观察
    赵付春
    2017(12): 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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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是一个技术和法律问题,也是一个信任问题。企业要得到用户的信任,需要优化组合非人格化和人格化信任,从三个方面与用户建立隐私保护的信任机制,即认知性、情感性和制度性信任。前两个方面针对各类互联网企业,强调企业应当提升能力,承担用户数据安全的社会责任;第三个方面针对平台型企业,强调信任与制度的互补性。与此相对,用户应当尽量避免情感性信任,争取认知性信任,坚持制度性信任。
  • 时事观察
    华斌
    2017(12): 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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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众筹融资平台自2011年出现开始,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投融资双方需求的对接与撮合,有效提高了融资效率。与此同时,我国众筹平台也遇到了诸多法律问题的束缚:一是法律地位不明确,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二是业务边界模糊;三是众筹行业缺乏准入标准。实践中众筹平台用格式条款来撇清所应承担的一切法律责任。众筹处于萌芽期,还未出现大规模的纠纷,但是风险依然存在,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众筹市场将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以众筹融资平台为中心,厘清其和投融资双方的法律关系,确定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在纠纷发生前加以规避,纠纷发生后投资方也能够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弥补损失。
  • 时事观察
    张晖
    2017(12): 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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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灵宝“骂社火”指东常、西常两村村民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组队到对村相互辱骂,已成为当地名扬四方的传统节俗,近年来也成为地方政府所要极力打造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社火表演源自于传统中对土地的拜祭仪式,在它的群众表演过程中,也贯穿着基层民间社会的自组织方式。通过对“骂社火”风俗仪式过程的分析,及对象征性符号与表演方式的细读与对其组织方式的剖析,可以探明“羞辱仪式”如何参与塑造地方权威及精英,并在维护村落社区内部道德伦理规范以及日常治理中发挥作用。进而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澄明“公共领域”的理论概念在民间信仰传统深厚但又处于急剧转变中的中国农村社区所具有的特殊意涵。
  • 经济改革
  • 经济改革
    陈旭东, 田国强
    2017(12):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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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利奥尼德·赫维茨诞辰100周年。作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赫维茨一方面肯定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基准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新古典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两大重要贡献,包括对效用理论中的可积性和竞争性均衡的稳定性的严谨证明;另一方面也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颠覆性、革命性的超越,不再将制度作为给定,并从信息不对称和个体自利性的基本现实约束出发,提出信息效率与激励相容的经济学概念,构建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范式,其信息和激励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也被应用到现代经济学的许多领域。赫维茨所倡导的机制设计理论,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与突破,以及今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市场化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际会风云
  • 际会风云
    庞中英
    2017(12): 1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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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正在转变外交政策,尤其是实践新的外交政策原则,不再在国际事务上“不带头”,而是要“引导”世界,甚至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目前,中国存在不利于追求国际领导权力(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奠定国际领导地位)的内在矛盾或者内在局限,对全球的国际领导地位的追求并非易事。中国的国际领导追求势必由此受到内在制约。中国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内在矛盾,进而才能走向真正的国际领导。
  • 际会风云
    刘德斌
    2017(12): 125-1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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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习近平新时代”的开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以一种新的充满自信的领袖国家身份伫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公共外交也承担起了更为重大的责任。这就是在直面西方中国政治叙事的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不确定的世界”之间,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与“冷战思维”的两种时代博弈中占据上风。归根结底,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性、改革性、全球化、超大规模和社会主义特性决定了中国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必然发展,也决定了中国引导世界走出“不确定”状态的责任和动力。
  • 际会风云
    张忠祥
    2017(12): 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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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中国日益展现出国际担当,不断贡献新的公共产品。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理念。非洲与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在发展战略上又高度契合,所以“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中非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其风险与挑战,将中非双方的战略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密切关注非洲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切实做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和命运与共。
  • 际会风云
    张亮
    2017(12): 14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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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欧洲国家在多元文化并存成为不可逆转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维持基督教白人文化一元指导地位,而提出的一种理念及配套的社会政策安排。欧洲经济竞争力的整体下降、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欧洲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伊斯兰文化的迅猛扩张,是导致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的主要因素。中国需要认真思考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并引以为戒。
  • 文化视野
  • 文化视野
    刘俐俐
    2017(12): 14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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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特殊群体“七七级”怀旧性聚会和围绕聚会前后同学群为对象予以符号学分析,可以得出怀旧性聚会作为标出性符号,围聚会期为非标出性符号。两者之间的中项具有向作为聚会期这个标出性符号翻转的趋势与可能。本文进而借助哲学和伦理学理论分析和阐述了翻转的可能性,乃为人性向人格升华的特质,以及升华凭借的理性。
  • 文化视野
    徐碧辉
    2017(12): 15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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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与“游”是中国人生美学的两大原型。以“曾点气象”为代表的儒家审美精神在《论语》中还表现为孔子的快乐精神。这种“乐”是灵与肉、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汇通的综合性结果,是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庄子的“逍遥游”其实就是一种审美之游,一种心灵摆脱物欲羁绊而自由任情、高度愉悦的审美历程,是真正超越狭碍的功利得失之后所获得的广阔的自由境界。孔孟儒家和道家庄子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精神上都崇尚一种阳刚壮烈之崇高。
  • 文化视野
    马汉广
    2017(12): 15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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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齐泽克阐述事件的观点,鲍勃·迪伦获奖就是一个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学观念的新思考。诺奖评委会在对鲍勃·迪伦的评价中,第一次提出了当下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也表现了诺奖评委们与时俱进的品格。从事件的观点去看鲍勃·迪伦获奖以及它的影响:第一,他不仅是个诗人,且作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标志被人们认同;第二,他的作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爵士音乐和现场演唱密切相关。这些都指向文学之外,表现着某种外界的思想和经验,因而对文学划界的对象、内容的确定和研究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 史海钩沉
  • 史海钩沉
    张田田
    2017(12): 16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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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律例》难记难查,其目录缺陷可从定律、读律两方面分析:律例合编体例下的文题不符现象表现为条例与律目难兼容、律目概括律意不准确等,因而妨碍读律者检索利用,如习律者经由律目难以系统深入地了解律例知识,司法者仅能受限地借助律目来断案与整理案例等。受传统法律思维追求具体化的影响,律目的局限难以去除,清人的对策主要是熟读全律,直至晚清以概括主义修立新刑律,旧律目录才被舍弃。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许昳婷, 陈鸣
    2017(12): 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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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正处于转型阶段。传统的政府管理机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已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居民的需求,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城市公益性文化服务制度的改革创新可以发现,有必要尽快建成“纯公共品”的文化服务和低盈利式的文化服务并存的公益性文化服务供给新机制,进而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内实现国家文化福利向社会文化公益的现代化转型和拓展。
  • 青年论坛
    胡霁荣
    2017(12): 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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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政策供给的结构性改革是文化产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议题,文化产业政策的价值导向对于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较为严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下,我们要创造性推进文化产业政策供给结构性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