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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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黄奇帆
    2018(1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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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新世纪以来美国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不难发现, 2001年互联网经济过热导致的股市危机,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对冲化解,却又引起了2008年更大级别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这十年美国靠财政举债、货币政策放水平衡化解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会不会因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又引发一场大级别的股市灾难、经济危机呢?有三种认为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所谓经验和直觉之谈,但前提是一个边界条件,即信用还在。而债务上限的控制能力决定一个国家货币的全球公信力。如果美国政府债务增长率今后几年保持不变,也许不必等到2023年,甚至不必等到美国政府债务触及会导致经济崩盘的恶性债务上限,一场与美元、美债相关联的大级别全球金融危机就将发生,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美国会采取什么经济措施来缓和平衡美国政府债务率过高的问题呢?大概率会采取三种措施:第一种是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第二种是通过加息缩表剪羊毛,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第三种是以全球经济老大的实力改变游戏规则,大打贸易战意图获取超额利益弥补、化解债务困境。历史已经证明,不论是解决政府债务危机还是全社会债务危机,如上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 本刊特稿
    赵旭东
    2018(11):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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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西方中心论之谬误造成了诸多的自我与他者关系上的错位,而白人的神话的构建是这种错位的一种直接映射。在强调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西方以外世界的过程之中,西方主导的文化逻辑制造出了一种发达、先进与高高在上的自我,跟一种卑微、落后与有待发展的他者之间的结构性对照关系。一个秉持当下关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需要在中国文化的世界接触之中,提供中国文化独有的智慧,以及与世界其他文明冲突之间独特的化解机制。我们在了解自身存在的主体性意识或中心构建与重构的同时,也需要有一种从我看去的对于世界他者的深切观照。人类学,特别是中国人类学在这方面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王铭铭, 渠敬东, 大卫·帕金等
    2018(11):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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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当我们面对一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在的世界,以及越来越多的文明冲突和调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当今世界的发展形态和转型危机。人类学作为一个发源自近代欧洲的学科,本身面对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绝对王权等欧洲内生的亦是全球共同的困境。那么人类学如何在本学科的反思中去解读社会的重组、文化的自新?又如何在跨学科的交融中去参与当代世界危机之化解?借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院士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的契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部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联合邀请了帕金教授,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共同研讨了“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危机”这一主题。本刊在此以思想争鸣的实录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 圆桌会议
    苏力, 成伯清, 何中华等
    2018(11):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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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三鹿毒奶粉、长春长生假疫苗等各类威胁公共安全的社会事件频繁进入大众视野。日前,甚至出现了“一人错过了一站从而令多人错过了一生”的恶性公交坠江事件。这些社会现象一次次挑战了道德伦理和法律底线,严重损害了社会信任。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加以认真应对,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些事件并不是偶发的、单独出现的,而是拥有其共同的表征,即作为社会现象和精神隐疾的“互害”。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实质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社会达尔文主义、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一种转型期的精神症候。为了预防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就需要从理解“互害”概念入手,找到形成“互害”状态的深层社会根源,进而采取多种措施,将“互害”转变为“见利思义”的“互利”循环。从互害走向互利,法治如何有效介入边缘地带?道德的软约束是否还能产生硬效应?“互害”循环的怪圈如何打破?系统功能体系如何完善?观念的共识应如何达成? 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特邀相关专家学者,联合举办了相关圆桌会议,跨学科研讨“失德”特别是“互害”难题,全方位地探求社会转型时期的治理良方,以期促进更加和谐向善的社会的形成。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成庆
    2018(11):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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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系”现象作为年轻世代的流行文化现象,与现代性以及全球消费主义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当代的“佛系”现象是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它所具有的“肤浅化”与“空洞化”一方面是消费主义本身的逻辑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20余年来,公共领域中关于消费主义与市场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各种原因而迅速退场,使得消费主义的某些精神症候只能通过如此直白与肤浅的方式加以应对。同时,“佛系”符号的使用,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隐逸”“疏离”的观念有密切联系。这从另一种角度也说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从西方视角对于现代性所展开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批判之外,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某些观念也可以回应某些现代性的问题,而这20年来社会层面的传统文化的回潮,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的民间反应。但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回潮仍然停留在某种“文化消费”的层面上,还有待未来产生足够深入的批判与反思力量。
  • 学术争鸣
    郑薇, 张亮
    2018(11): 68-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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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政治学是左翼力量边缘化后的重新登场,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为恢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身份信仰而作出的努力。原先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左翼人士出现了身份缺失的现象——要么主动放弃,要么选择“中间道路”。它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时期,兴盛于世纪交替之际,并形成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和正义式身份政治两大典型理论形态,有效地批判了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身份政治学的弊端显露无疑,无力回应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议题之中,才可能找到变革资本主义的路径。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何怀宏
    2018(11):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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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工智能领域“奇点”概念的含义是指机器的智能全面超过人类的智能。这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最大挑战,人们对此有种种反应,比较极端的两种是将其看作是人类的福音,或者看作是噩耗。但至少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在给人类带来许多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警讯。智能的确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在地球上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缘由。但是,智能并不是人之为人的全部,人还有一个智慧与意义的世界。而从超级智能产生的过程看,它即便仅凭智能,也有可能突然从人类的驯服工具变为自己的主人,乃至替代人类和改变地球上的生态。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期内根本改变人性和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体制,但还是可以期望有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之上的“人类协同政治”。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杨庆峰, 伍梦秋
    2018(11):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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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哲学能够为人工智能(AI)的发展提供很好的理论根据,并可能成为智能时代哲学出场的有效方式。它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从反思争论看,记忆观念能够澄清“强弱”AI争论的实质;从发展基础看,记忆分类为AI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从发展方向看,记忆模式决定了AI发展方向,即如何形成通用智能;从发展危机看,灾难性遗忘是制约通用AI形成的一个根本性障碍; 智能体能否作为回忆主体存在将会是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极大问题,而回忆与记忆关系的澄清将明晰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试图从记忆哲学角度阐述哲学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的洞见:记忆哲学提供了一种思考AI的视野。
  •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闫宏秀
    2018(11): 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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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记忆主要是过去指向的,意指对过去的某种记载或表征,这种记载或表征也是一种承认。但也正是在承认的过程中,记忆的未来指向随之而至①。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记忆的未来指向备受关注,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论域。特别是在以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为背景的当下,智能化数据所形成的记忆作为生物学记忆的一个补充,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留存,还将记忆的生成意义、对未来的预见功能等以技术的形式带出。数据的预测、铭刻、创构等技术特质关涉着记忆未来指向的确定性,塑型着记忆未来指向的出现场所、出现方式及内容等。在基于数据带来记忆未来指向新特质的同时,数据的伦理意蕴与记忆未来的指向也关联在了一起。
  • 际会风云
  • 际会风云
    郭忠华, 谢涵冰
    2018(11): 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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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国家是当今时代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种国家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存在不同的建构方式,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则具有特定的时空路径。然而,现有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暴力、国家结构等单一因素和机制上,主要从国家内部来解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因此无法从总体上理解民族国家的扩展轨迹和建构方式。以2016年“战争相关研究”(COW)所发布的数据作为分析素材,通过对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分析表明,民族国家建构总体上呈现以下时空轨迹:以近代早期的欧洲作为起点,在19世纪早期率先扩展到南美洲,然后扩展到北美洲,再于20世纪广泛扩展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总体上可概括为四种:独立建国、去殖民化、国家解体和国际协助。其中,“去殖民化”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 文化视野
  • 文化视野
    夏中义
    2018(11): 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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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陈寅恪、钱锺书性格迥异,在演示其“学人信仰”时也有苍郁与幽峭之别,但就其“学人信仰”之构建而言,彼此间却出奇地“不约而同”,即皆含有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能干什么”→“我将怎样”这串排列。而且,更奇妙的还在,此“学人信仰”构建在各自生命史的不同时段所依次凸现的价值心迹,竟皆能在各自诗集的编年目次中得到链式诗性对应。故若能对彼此的“学人信仰”构建诗链的各个环节逐一解码,则陈、钱1949年后的学思-心路历程也就将走出幽邃,转为敞亮。限于篇幅,本文只对钱锺书“学人信仰”构建作诗性见证,也是对其《槐聚诗存》作另类细读。
  • 文化视野
    刘俐俐
    2018(11):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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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项艺术”与“异项艺术”不具本质性区别,仅为历时性的风格差异。 “异项艺术”具有被“正项美感”覆盖和认可的合理性,而且并不一定通过翻转为“正项艺术”的渠道。辨析“异项艺术”所“寄”之异并予以命名,发现尚未被展示的人类感情与社会进步及其基本价值观的曲折微妙联系,这是批评家和理论家的重要任务;也进一步证明了“异项艺术”必将具有反向作用于“正项美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艺术符号学为静态且非积极命题的模式,人文科学研究借鉴该模式和命题并且转换为自己的问题,且不受原有模式束缚,这是处理文学理论研究与符号学乃至艺术符号学关系的根本理念。
  • 教育纵横
  • 教育纵横
    南那尔·基欧汉
    2018(11): 1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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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形势下,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四个主要问题:巨大的财政压力、学术自由受到威胁、政治约束下的全球合作与竞争以及如何明确高校的宗旨与使命。面对这些困难,美国高等教育领导力以“共同治理”的原则为基础,不同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扮演正当合法的角色,包括受托人(理事会)、校长及其行政管理团队以及教员等在内的各方承担各自的职责。面对各种困难,各单元都能在良好的领导力作用下发挥重要作用,任何机构做出审慎决定前,能够对所有观点进行考量,在所有成员恰当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更有可能成功落实并产生持久的效果。
  • 教育纵横
    俞婷婕
    2018(11): 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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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育中的“剧场效应”在根源上偏离了教育本质和规律并且破坏了教育规则与秩序,使得深陷其中的学生、教师、学校及家长等各方利益均受损。置身于教育“剧场效应”中的教师面临其育人职责缺位以及专业自主权被削弱等现实问题所引发的重重危机。迈向教师专业的“祛魅”与“返魅”之路才是应对危机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