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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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生命哲学：新兴科技与开放的伦理建构

韩大元, 孙周兴, 赵汀阳等

2018(12):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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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纳米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迅猛发展，引起了科技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新兴科技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可能，但是也将人类带向了不可控的未来。它既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潘多拉魔盒。正是因为它关乎人类主体的整全、人的尊严和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由此引发学界对生命伦理与法律、生命价值与全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和争论实属必然。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挑战和命题，对此我们必须做出回应。比如，如何重新提倡一种新生命哲学，守住自然人类的最后边界？是否以及如何对不断加速发展的新技术及其后果做出系统评估，并对人类生命和文明的未来形态做出整全规划？面对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诱惑，如何避免挑战人类的存在论界限？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用法治的力量控制技术发展，寻求其合宪性基础，进而保障人的尊严？如何构建一种预防性伦理与法律，从源头上控制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如何在不确定时代寻找确定性的边界，进而构建一种不确定性伦理；当人类不可避免陷入价值冲突和伦理困境时，如何建构一种结构化的生命伦理嵌入？对于这些难题，亟需通过持续的讨论乃至争鸣，才能寻求到共识。为此，本刊邀请著名人文学者和科技伦理领域的重要专家展开探讨，并提供了自己可能的方案。现结集于此，以飨读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专辑中的专家论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编辑部立场，欢迎学界同仁各抒己见，进一步参与并推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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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社会学家与改革开放40周年

周晓虹, 赵鼎新, 翟学伟等

2018(12):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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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改革开放40年历史学科新发展：思想解放与体系建设

马克垚, 姜义华, 钱乘旦等

2018(12):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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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3日-14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8年度工作会议暨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40余位学者就本次会议的学术议题“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会者大多着眼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在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方面的发展趋向，进行总结与反思。从会议的研讨内容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把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史学在环境史、城市史、科技史、公众史学等新领域研究的开拓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正在深入地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走过的艰难历程、历史研究的现状特点以及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这里发表几位学者在会议上的发言，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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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心重构与他者观照（下）——基于中国人类学世界观的考察

赵旭东

2018(12): 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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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风云

从国王到人民：“两个身体”隐喻的转换抑或拒斥

谭安奎

2018(12): 70-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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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试图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将“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英国中世纪政治神学中的经典拟制适用于现代政治，但这一隐喻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维度上进行扩展解读，都会遭遇有机论国家观与现代抽象国家观的对立，而后者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背景下抽象的人民主权者的建构问题。现代政治要面对的是人民的两种形态，即抽象化的人民与具象化的人民及其关系问题，它与“人民的两个身体”存在根本差别。现代人民主权政治优先考虑的是政治正当性的辩护根据，而非政治生活中的神圣性体验问题。相应地，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延续性与同一性，也是通过人民建构所依据的规范性原则及其制度化表达的持续性，而非“两个身体”隐喻背后的政治神学框架来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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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风云

三种“政治神学”的对话

徐震宇

2018(12): 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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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神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但这个概念具有相当的含混性，需要在“对话”的语境中加以观察。虽然有交叉和重叠，但仍有必要区分三种“政治神学”：基督教传统下的政治神学，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神学，以及具有更广阔历史视野的政治神学。在第三种“政治神学”的视角下更有希望将相关研究与中国现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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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风云

西方与中国之间比较的“政治神学”可能吗

李腾

2018(12):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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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治神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在解读西方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以这个概念解析中国历史文化演进。政治神学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西方历史背景，以天启宗教为基础，强调世俗政治和神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博弈。虽然20世纪的学者常常将17世纪的自然神论视为政治神学的开端，但其真正成型期却是在中世纪盛期。通过探究政治神学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过程，我们才能对其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适用性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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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兜底，统一，还是倒挂——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关系

韩克庆

2018(12):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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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两个基础性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扶贫开发，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策动员下，农村低保标准越来越高。通过梳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农村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分析兜底（低保标准低于扶贫标准）、统一（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一致）、倒挂（低保标准高于扶贫标准）三种关系类型可以得出，在上述三种关系中，兜底性救助仍是低保制度需要坚持的政策目标；单就贫困地区而言，低保制度仍是兜底性救助，而非平均化福利。因此，只有低保标准低于扶贫标准，才可以体现低保制度的“兜底”定位，发挥其“最后一层安全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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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城市化振兴乡村的逻辑缺陷——兼与唐亚林教授等商榷

申端锋, 王孝琦

2018(12): 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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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乐观派，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乡村建设的主流方案是发展乡村旅游，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品。所谓城市化能促进乡村振兴，实际上是消费主义振兴乡村，消费主义替代了原来的国家主义，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在这种城乡关系中，乡村会失去主体性、地方性知识和发展能力，乡村的文化权被剥夺。在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城市化振兴乡村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城市化也许能为城市中产阶层建设美丽乡村，却无法改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城市化能否促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能否实现城乡平等和城乡融合。为了实现城乡关系的平衡，必须要限制消费和资本的作用，确保农民对乡村建设的领导权和参与权，进一步打开乡村振兴的思路。唯此，才可能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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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反对听觉新霸权——兼与周志强和王敦教授商榷

刘昕亭

2018(12): 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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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觉文化研究已经于西方学术界遍地开花之际，一个中国本土的“听觉转向”正在兴起。听觉还是声音？听觉文化研究还是声音政治批评？结合当下有声出版、智能语音助手和听觉营销等“听觉中心主义”的新态势，正在勃兴的声音研究不是亦步亦趋地仿照既有视觉文化研究，递进地将听觉提升至新霸权地位的范式类比。齐泽克等理论家开拓的声音的激进化道路，正在努力超越“语言学转向”以来的范式，寻找破解主体形而上学的新理论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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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桑玉成, 舒翠玲

2018(12): 1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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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是台湾地区政治中较为独特的政治现象。国民党退居台湾地区后，在台湾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基层组织，重塑了台湾地区的政治派系生态，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恩庇侍从体制。随着政治转型，台湾地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习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治派系模式和政治生态结构瞬息万变。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地区政治派系呈现出三种变化态势：一是逐渐瓦解殆尽，二是逐渐减弱、分裂或移转，三是逐渐凝聚与强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台湾地区政治派系与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变是同频共振的，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理解台湾地区政治的重要观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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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两权相分离”：检察系统司法改革应注重的制度设计

孙建伟

2018(12): 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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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检察系统司法改革（以下简称“检察司改”）中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存在合并交叉行使的现象，两权定性、定位不明，造成检察权独立行使受到一定阻碍。结合实践探索，提出了两权分离的构想。其中行政事务管理权可分为纯粹性的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复合性的行政事务管理权，但均以服务于检察权的高质量运行为其鹄的，以期能够突破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政策、工资机制、考评制度等制约。做好检察司改两权分离的关键，应立足国情做好顶层设计，选用“重心上移适度分离”模式，改变现有局面，提升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建立权责一致的两权分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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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在文明与文化之间：严复的中西融合论

高力克

2018(12): 1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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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方论，直抵西方现代文明之堂奥，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价值内核和秩序原理。他以自由为中西文明之分水岭、以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区分中西所处文明阶段的观点，揭示了中国问题的本质。严复的西方论之于现代“文明”的发现居功至伟。严复“统新故，苞中外”的中西融合论，既超越了洋务派之保守的中体西用论，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带有法国色彩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大异其趣。严复关于普遍“文明”与特殊“文化”的区分，以人类进化之工业社会的视角理解西方文明，并以天下之公理和人性所大同为文化评判取舍的标准，由此揭示了全球转型时代中西问题的本质：中国现代化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晚年严复的“国性”论，凸显了现代中国之文化认同的意义，是其中西融合思想的深化。从晚清倡言“西学”到民初保存“国性”，严复一生徘徊于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思想困境，凸显了中国文化转型之“变革”与“认同”两大主题的深刻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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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社会转型与晚近女词人的济世情怀

徐燕婷

2018(12): 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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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近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一部分女词人走出闺阁，这其中很多人具有明显的济世情怀，这主要得益于近现代教育的启智促使其觉醒，她们开始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并寻求与男性一样经世济民的可能。同时，她们通过进入职场，承担社会工作来实践她们的济世情怀，教师和报人的社会工作成为她们中大部分职业女性的主要选择，其中又以教师为多。而女词人的济世情怀又不可避免地作用于她们的创作，成为促成其社会书写的重要动因之一：伴随着闺秀词体内部的裂变，一部分女性词逐渐开始承载更多的社会容量，呈现出观照社会民生的博大词境，尤其表现在对时事的书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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