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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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与转变中的世界秩序——儒家思想与杜威及实用主义的对话

安乐哲

2018(2):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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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展，在落实这一倡议的过程中，中国要想坚持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必须深入、透彻地阐述“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文化历史和思想内涵。在这方面，儒家价值观与杜威民主“思想”的对话与共鸣，可以消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误解。杜威以思想家、哲学家深邃的思考，认为虽然东西方对全球人类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基于共享、共赢理念，谋求人类共同体并在这个基础上相互合作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东方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民主理念，更是人类契合的共同点。此外，对于整个西方文化来说，“家庭”从未被视作秩序的重要来源，而儒家思想的特点在于，将人类道德视为家庭感情的自然表达，儒家的家庭逻辑对于发展真正的国际主义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历史语境进行阐述，中国学界将帮助人们对该倡议正当且高远的目的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样一来，评价及认可“一带一路”成就的标准也会随之确立。从典籍中取义、全面认识文化中国的价值观，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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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由中西印哲学而来的语言差异谈中国的文化自觉——中西印哲学思想和语言特质比较（下）

张法

2018(2):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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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西印哲学思想而来的语言各有特点。西方在重空间轻时间之基础上，为确定事物和世界，从各种 to be（是）而来的本质之 being（是），构成其语言的定义型特色，并由之形成了语言的主谓结构和主句从句的几何之美。印度在重时间轻空间的基础上，为确定事物和世界，而把 “是”分为本质之 as（是）和现象之 bhū（是），构成了其语言的反定义特色，形成以动词词根为基础的语言体系。中国在时空兼顾的基础上，为确定事物和世界，产生了“……者……也”结构及其简化形式，构成其语言的非定义特色，形成了词—语—句的灵动体系。汉语在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中，利弊皆有，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提升汉语，成为文化自觉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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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和平、渐进与改革是英国转型成功的良药——钱乘旦教授访谈录

叶祝弟

2018(2):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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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7 日，应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和《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之邀，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接受本刊记者访谈，就新出版的《英国通史》（六卷本）体现的英国现代化经验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做了介绍。英国是世界史上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其现代化制度设计曾长期引领世界潮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历史上应对现代化转型的成功经验与探索历程，或许可以激发当代中国人进一步的思考。现将访谈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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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新知识体系“：变动中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汪丹丨李友梅

2018(2):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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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这个社会转型是一个总体性现象，同时又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我们不仅需要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之中，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面“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并构建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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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历史•理论•实践（任剑涛，叶娟丽，王海洲，刘骄阳，杨雪冬，郝宇青，胡健，翟桂萍，刘奕）

2018(2): 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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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先后设立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 月 4 日国家宪法日、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的坚定政治信念。其实，政治仪式在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主体的仪式背后的政治内涵却不尽相同。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标识着权力的运作逻辑和一个国家的兴衰，从中也可以窥见权力与权利互动的场景。仪式政治广义上可以用以指称一切仪式背后的政治运作或仪式的政治内涵，狭义上则专指古代将政治完全宗教仪式化的政治形式。当下中国正经历一场大变革，新时代对政治仪式提出了新需求、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重视仪式的形式，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政治运作，并直面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对政治仪式及其仪式政治做出改进与发展。为了从学理层面探讨政治仪式现象的深层内涵及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建设路径，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学术沙龙。本期刊发相关讨论的部分成果，以飨读者，欢迎广大读者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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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论康德哲学对儒家伦理的救赎

邓晓芒

2018(2):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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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儒家对乡愿的批判有个一脉相承的特点，即都把乡愿看作是有意骗人，向别人伪装成有德的假象，却没有指出其中“自欺”的心理结构，更没有看出它与一般人格的深层次的联系。与之相反，康德对伪善的批评则是从人性和人格中生来就伴随着的自欺结构入手的。儒家的大部分道德范畴在康德那里都可以保留，但它们的根基应该变成理性和自由意志，而不是那种狭隘的自然情感（孝悌等）。这样一来，儒家的道德观就不再是那种自我纯洁感和自恋，而是包含有彻底的反躬自省成分。儒家伦理在今天日益走入困境，特别是日益暴露出其乡愿的本色，其根本症结在于他们的人性观中缺乏自由意志的深层次根基，因此需要经过一番理性的加工和阐释，而这种加工在康德哲学里面可以找到更多的理论工具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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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儒学能复兴吗——文化视角下儒学的比较优势与当代价值

韩东屏

2018(2):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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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正在成势。对儒学复兴可有多种理解，如果是指让儒学重新成为社会主导理论，则大为可疑。因为传统儒学与现代学术相比，必须仍有比较优势，才会有如此意义的复兴之可能。可只要解剖儒学就会知道，儒学无论是在其基本原理层面，还是在其经世致用层面，都已呈落伍之状，仅其中的某些具体见解还有一定的当代价值。儒学整体上的全面落伍，不仅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和文化报答力方面的原因共同构成的，因而儒学的衰落乃是不可规避之事。即便儒学试图在与当代显学对话、交流的基础上，通过改造自身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也仍然会无济于事。因为不抛弃原理的改造难以有效，而抛弃原理的改造结果将不再是儒学。所以，儒学在现代，无论如何都难以复兴，更遑论重新成为社会主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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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西方政治哲学的病理分析——以《理想国》《利维坦》为样本

姚中秋

2018(2):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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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基本义理观照，西方政治哲学存在致命缺陷。解读《理想国》《利维坦》这两个样本即可发现，其最基础的预设很难站得住脚：因为解构人伦，其所谓自然状态是完全不自然的；因为只见成年男子，其所论之人是不完全的。据此种种偏颇预设所建立之政治理论，当然不足以塑造和维系良好秩序。政治哲学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以儒家义理重建政治理论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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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区域中国：乡愁和城愁的交融与舒解——兼与李昌平、贺雪峰、熊万胜商榷

唐亚林

2018(2):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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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动性社会的制度困境与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让“何处栖身”与“何以安身”成为当代中国城乡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因公共服务水平、共同体精神、发展机会与吸引力四大维度的差异性，导致乡愁与城愁的内涵与发生机理呈现双向交融的特征，并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平台的塑造，达到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之目标。李昌平、贺雪峰、熊万胜对乡村建设提出的各种发展思路仍然是基于乡村建设的自身视角，缺乏从城市群/区域中国统筹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的融合发展的视角。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建设，有效化解乡愁和城愁的交互之困，首先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动力的国家战略构建之道；其次不能忘记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城市优于农村的发展地域选择之道；最后不能放弃未来几十年尚有五六亿不得不留守在乡村的广大农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善日常生活品质的安身立命之道。振兴乡村的有效路径在于，通过统筹城市群/区域中国的战略，推进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的融合发展进程，让处于多个城市群、大都市圈辐射与交汇的广大农村地区分享城乡融合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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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由乡村基层治理到国家治理——韩国农协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根源与中国启示

杨团

2018(2): 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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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曾经经历国家管控农协到农协独立治理的历史进程，2012 年以来实行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直面市场竞争，以农协设立全资控股的金融和经济两大公司及对原属农协所有大小实业公司，进行股权改造，规划流通布局，倡导农协理念教育，力图打造农协法团与工商公司密切合作的新型集团。这场改革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农协本身，向着农协协同国家治理的方向行进。其在处理农协与公司、公益与商业的目标冲突；持续打造既不同于行政控制、又不同于市场放任、可持续成长的第三条道路；持续增进基层综合农协的能力；通过农协教育的软实力引领乡村事业发展等方面，为中共十九大以后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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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云南两大贫困县的调研

许汉泽, 李小云

2018(2): 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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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发挥作用的扶贫阶段之后，对于扶贫瞄准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准扶贫”政策也随之提出。社会精细化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及社会互构论正是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通过云南两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研可以发现，在精准扶贫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精细化与碎片化、条块化的矛盾，制度性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矛盾，以及社会扶贫与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因此，亟待在制度层面、思维模式以及具体工作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调整，使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实施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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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纵横

“双一流”建设愿景与突破

阎光才

2018(2): 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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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理念既要凸显其服务国家的实效，也要展现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中的贡献，因而要有足够的精神高度、气势与胸怀。欧美等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虽然各有其特定轨迹，但其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取向、尊重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的制度安排和海纳百川、吸引国际人才的策略，却表现为一流大学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历史逻辑。我国双一流建设实施过程既要遵从这种带有共性的逻辑，还要有针对性地应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内在张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协调的核心出发点或者抓手，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制度环境改善与文化氛围的营造，吸纳和培养全球英才，成为全球高水平人才云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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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纵横

国家认同的教育意蕴及其实现

刘铁芳

2018(2): 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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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是每个公民对国家的基本态度，其核心是对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其基本表现形式乃是个体对国家的爱与致力于国家完善的愿望。教育的宗旨是人的自我完善，人的自我完善的中心是获得个体在世的自我规定性，国家认同乃是个体自我规定性的基础和重要的内涵，教育就其宗旨而言，跟一个人的国家认同密切相关。国家认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教育中逐步扩展并得到提升的，其教育路径在于，以适合儿童的方式，积极地引导个体融入到实际的生活之中，生动地活出个体与家国的真实关联以至创造性联系，由此而活出个体健全的生命个性，也活出我们基于国家认同的文化自信与生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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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声像蒙太奇：多重语境中的审美形式及其意义——以电影《城南旧事》《老炮儿》和《路边野餐》的美学分析为例

周晓燕, 王杰

2018(2):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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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理念来源于西方，也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其审美现代性叙事的主要动因。中国式乌托邦的审美表达比之西方，它较少面向未来世界，而大多指向“过去”，或可称为“乡愁乌托邦”。从当代美学角度看，《城南旧事》《老炮儿》《路边野餐》这三部电影都通过声像蒙太奇机制发生作用，但是它们营构的“乡愁乌托邦”形式各异，同时三者之间又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探求人们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语境交叠的社会现实中的位置。其美学意义在于，三者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反抗命运的不同方式，有效地改变了现实中人们的情感结构，是悲剧人文主义的一种当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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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技术的记忆装置和神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话语研究

刘冰菁

2018(2): 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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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哲学研究中，斯蒂格勒向来是以其《技术与时间》中的技术哲学为人关注。在其中，斯蒂格勒重新思考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从起源起就是与技术同源共存的缺陷性存在，技术并非是由人创造、颠倒过来支配人类的外在统治力量，由此批判了西方哲学将人与技术对立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同时，斯蒂格勒进一步把技术体系定义为保存和编码人类记忆的特殊装置，认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超工业编码体系，将带来马克思所未能预料到的遍及所有人的无产阶级化。这就是斯蒂格勒对意识、记忆和神经系统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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