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因此得到了重估。在重估 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价值的重估也是题中之义。近现代以来，由于传统农业社会 的中国不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要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中国 传统农业文明同步成长的儒家文化及其智慧，虽然有不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方，但其中包 含的诸多合理价值，反而可以为人类的自我思考与批判提供一种有历史深度的思想资源与思维 面向。景海峰教授提出的“批判的传统主义”就是一个深入的理论尝试。我们不必让儒家文化 成为包治现代社会病的万应灵丹，但努力发掘其中有生命力、启发力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人类解 决自己的时代问题提供间接的经验与智慧，则是一条可行之路。今天，我们努力发掘儒家思想 传统中有助于现代人生活的思想资源，对儒家思想表达应有的尊重与爱护，唤醒自己民族的精 神传统，则是从文化层面对自己民族魂的重铸与民族精神的再造。
中国哲学的当代开展离不开新的“文化生发期”。当下中国思想“应该”处于新的“文 化生发期”，一个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生发期”，一个跳出“现代”的掌心的“当代”。世 界历史的尺度构成了“当代性”的一个重要面向。世界性百家争鸣的新“文化生发期”，必然要求 突破单一文明框架内部的现代叙事。新的“文化生发期”必须面对后人类状况，因为人类整体正 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哲学的当代开展有必要注意到现代汉语的未尽人意之处，自 觉直面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并谋取克服之方。
就中国初始条件而言，开征房地产税是保证居住正义、遏制房地产泡沫、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但是，在此问题上，民众的误解及学术研究的乱象丛生，其根本 原因在于一些基本问题及重要概念迄今含混不清。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首先予以澄清：房地 产税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价格；国内房屋持有者 70 年的土地国家所有权是虚拟产权，实 际上在土地完成交易后，房屋土地的实质性所有权完全归属房屋持有者手上，《物权法》对此也 给予了法律上的保障；土地出让金是市场制度下土地交易的价格，它既不是地租，也不是税。当 前土地出让金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与房地产税的纠缠，而是会否真正成为国有或公有的财富，建 立全国性土地基金宜提上改革议程。
大数据有助于扩展人的理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但大数据难以消 除由自然环境以及人的需求和偏好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难以解决“休谟问题”，不能完全消 除交易成本。受交易成本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相对 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拥有比较优势，大数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比较优势。但利用 大数据，可以使政府更加有为、市场更加有效，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人口发展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以后，“计 划生育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开始凸显。这一问题还不是“全面二孩”的政策问题，而是我国计划生 育制度的转型和改革问题。计划生育制度的转型，不应是取消计划生育，而应坚持一种发展中的 路径依赖，以及在路径依赖下的继续改革。我国“新计划生育”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基本目标是协 调微观家庭生育行为和宏观人口环境建设，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并服务于人口健康；工作方式是 综合利用社会经济机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工作内容是促进生育和生殖健康，重视母婴保健和托 育养育服务。我国未来的“新计划生育”的转型之路，是迫切且需要有序推动的。
上海的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在历经 19 年的负增长之后，于 2012 年首次由负变正，并于 此后几年保持在零增长左右。这一方向性转变究竟是历史性转折还是短暂性波动，值得深入探 讨。2012 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方向性转变，是由于 2004 年以来出生数量增多，并多 过一直处于小幅平稳增长中的死亡人数的结果。出生数量增多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数增多所 致，而一孩出生数增多又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周期性的变动使得育龄妇女人群集中所致。随着 育龄妇女人群规模的萎缩，出生数量特别是一孩出生数量增多的现象也将稍纵即逝。因而，这一 方向性转变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并不能改变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长久性趋势。
伴随着中共十九大落下帷幕，众多西方媒体再一次对中国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议题 展开热议，甚至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进行比较。他们不仅指责中国大陆地区的性别不平等问 题严重，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男性沙文主义”国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 过对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即便台湾地区在 政治领域的显性性别歧视观念远低于大陆地区，但其隐匿在公共政策背后的隐性性别歧视观念 却远高于大陆地区。大陆公众的隐性性别歧视观念明显低于台湾社会，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早期 在大陆地区进行的反传统的革命文化的宣传和教育。
“佛系”一词近来频繁出现于各媒介平台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佛系”亚文化具有 三大新趋向——弱风格化，身份模糊，以及以话语创造、意义争夺为核心的温和式反抗。佛系话 语也折射出青年人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认同。社会压力、媒体营造的焦虑环境以及预设的命运影 响青年人的“佛系”情绪。不可否认，主张一切随缘的“佛系心态”能舒缓一些青年的现实压力， 但也需要警惕青年网民的原子化孤独、自我矮化、虚无主义以及懒人心态等问题。
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论，不仅是历史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的代表 性成果，也逐渐成为一种转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哲学观念。他把“中国”作为元史学话语转义理论 的一个例证或比较对象，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意识和历史存在之间的转义模式，厘清启蒙与意识 形态国家机器、资本主义、中国社会/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启蒙理性的科学性和历史文本的 真实性的解构性关系。但海登·怀特的转义解释模式和意识形态指涉背后，也隐含着形式主义和 西方中心主义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