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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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追赶智慧城市潮流：我们是否已迷失方向

Kevin C. Desouza, Kendra L. Smith

2018(8):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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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投入大量资源将其自身转变为更富智慧的实体。毫无疑问各个城市付出的努力很宝贵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却对这些投入的演变感到不安。我们经常发现这些投入大量集中在技术和数据等方面，却很少去关注社会、经济和公民因素这些方面。我们认为，需要重新建构有关智慧城市的对话。在过去几年中，全球很多城市变得更加脆弱：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政治和公民因素都在影响城市的脆弱度。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合理利用技术帮助民众解决问题，比如解决维护和加强社会契约、负责任地实施技术方案、设计城市治理框架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每个个体的多样性、利益、抱负和价值，使社区变得宜居、公正、可持续发展和有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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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共同体”意识：当代世界性价值观念变革的节点——中美哲学家的“合作式对话”

李德顺, 桑德尔

2018(8):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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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时间2018年6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应邀与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场极富启发性的“合作式对话”。两位著名学者围绕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碰撞出精彩的学术火花。李德顺教授总结了《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涉及的三种基本价值观念：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同体德性主义”，并认为现实中“共同体主义”落实到位需要共同体主体的意识。桑德尔教授则指出，对于共同体的描述及建立于其上的权利理论都是多元的，而参与共同活动有助于创造共享认同。对话内容由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王敏根据现场录音翻译整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副教授校对，经李德顺教授同意，刊发于此，以飨读者。——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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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教育改革40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袁振国, 范国睿, 田凤，申素平，荀渊，柯政，董圣足，顾小清）

袁振国, 范国睿, 田凤等

2018(8):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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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思想创新的发动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奠基石。肇始于1977年的恢复高考发出了改革的先声，随后的中国教育在40年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既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同时也为未来拓展了不断改进的空间。站在改革40年新的起点上，如何进一步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这些关涉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7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暨《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首发式”。此次会议以“教育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主题。在此次会议基础上，本刊特组织相关专家撰文，分别从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变革的制度逻辑、教育结构的历史演变、教育法治与教育改革的深度互动、放管结合实现机制、教育多样性的体制保障、制度创新与民办教育的发展及技术在教育变革中的破坏性创新作用等角度深度等方面，阐释40年教育改革的逻辑演变和观念革新。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开创未来。本次圆桌笔谈期待为中国未来教育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理论资源，也期待各界同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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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

黄力之

2018(8):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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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是指，经典作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表述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有一种做法是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淡化和躲避，担心文本研究所带来的“最大的可解释空间”解构已经确定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此，应该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其一，承认经典作家存在思想差异是正常的而非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自我否定也是正常的，只有思想僵化、无进步者才永远固守原有思想而不变。其二，即使在经典著作文本的差异性思想中出现堪称颠覆性内容，也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承认其思想史意义，又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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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在政治与群己之间——与姚中秋先生商榷兼论多级所有理论

李风华

2018(8): 45-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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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西方政治哲学的病理分析》一文主张基于人伦而建构政治，批判西方政治哲学解构和灭绝人伦。姚文对于西方政治哲学存在过度阐释和误解，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处理政治与群己领域关系的理论问题。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儒学的家国同构期望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割裂了政治与群己问题，这导致自由主义理论在应对现实政治实践和治理挑战时力不从心。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出路就在于打通政治与群己，而多级所有理论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理论优势。一个理想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既非对儒学原教旨的重新拾起，也非对西方框架的照搬，它应当是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基础上的抽象概括与合法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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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需要“上下互动”——与许汉泽、李小云商榷

吴新叶

2018(8):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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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已经实施多年，当下攻坚冲刺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既不是源于政府投入不足，也同扶贫政策靶向不精准无关，而是目标群体的响应不充分造成的。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判断，精准扶贫多为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推动与实施，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的配合，难免遭遇到政策成本高、变相抵制与低度社会认同等窘境。“上下互动”能够克服当下科层制治理线性逻辑带来的负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精准扶贫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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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精细化制度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吗——一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蒋士成, 蒋岩岩

2018(8):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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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精细化制度实现精细化治理是有成本的，因为设计可有效执行的制度需要可观察且可证实的“硬信息”，而制度设计者对“硬信息”的搜集、处理、写入以及执行者对制度的理解都是有成本的。在信息技术条件不能满足精细化制度对信息的要求时，试图通过设计更精细化的制度实现精细化治理反而会带来更高成本。而且环境越复杂，制度成本越高，这可能导致现实中的最优制度反而越简单。运用该思路我们还可以发现，缺乏“数目字管理”传统，以“简单粗浅”的道德治国可能更适应古代中国的特点；备受诟病的“一刀切”制度可能是复杂环境下“最不差”的选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于制度设计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以低成本方式获得、处理制度必需的可观察且可证实信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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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历史遗留群体”：社会转折中的人的研究

陈映芳

2018(8):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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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社会转型不仅是与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相关的宏大议题，也直接关系到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蕴含于社会转折过程中的价值规范体系及社会体制、社会政策等的断裂性，在给一部分人带来新的生活机会的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带来地位剥夺和价值危机。在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转折过程中，感受到价值剥离的社会成员长期致力于各种权益申诉行动，政府也在“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框架中，以“落实政策”的方式，对这些群体陆续作出回应。这构成了局部社会转型中民众追求社会公正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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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从互害型社会走向互利型社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应对

张善根

2018(8):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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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害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体现，如不加以有效规制，将演化为互害型社会。社会互害的典型特征是易粪相食、破坏性发展和交互相害，而本质则是过度利己主义的短视。社会互害的危害对个体而言，将导致人人自危、相互过度防卫，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成为受害者，也使每个人将成为潜在的侵害人；对社会而言，将解构并推毁社会信任体系，可能导致社会自身的崩溃；对国家而言，将严重制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可能导致国家的失序。社会互害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强调个人私利所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紧密相关，而法律的功能缺失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规制和调整利益关系，阻断过度利己主义的危害，使互害转化为互利，是当前法治规制的目标和功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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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特色小镇：角色冲突与方案调适——兼论乡村振兴的政策议题

姚尚建

2018(8):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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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传统到现代社会，中国的社会演进具有双重逻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问题与城市问题交替出现。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作为村镇和城镇两种形态的新型市镇，进入了不同的制度背景，并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特色小镇的出现，有可能形成这一矛盾定位的政策突围。在纷纷启动的特色小镇规划中，仍要明确特色小镇的角色定位，即特色小镇是城市问题的乡村方案，还是乡村问题的城市方案。特色小镇的设立，有助于解决游离于城市体系之外的城镇的身份冲突，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支持，特色小镇有可能成为一种过渡性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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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乡村振兴中的地域空间再造与价值重塑——以我国首个“国际慢城”为例

叶继红, 张洋阳

2018(8):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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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乡村问题的解决置于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上。乡村的振兴不仅是乡村内生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外部群体追求田园式乡村生活的需要。我国首个“国际慢城”——高淳桠溪作为一个新的地域空间，就是顺应这一要求对原始空间进行设计与再造的结果。它代表了与城市发展迥异的乡村复兴道路，但在改造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空间碎片化、抽象空间阶层化、差异性空间倒置化的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乡村“慢”发展与社会快速现代化之间的张力，重建乡村发展秩序，维护乡村空间正义，最大化地挖掘乡村空间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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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信息安全国际立法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陆健健

2018(8):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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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信息时代技术发展迅猛，世界主要国家都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涵，并将针对其他国家的信息攻势视为夺取战略博弈先机的重要手段，引发出一系列信息安全事件。从国际立法角度来看，目前尚无较为有效管控国际信息安全的法规制度。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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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春秋》的“经史之辨”与“真伪之辨”——对熊十力和康有为相关论述的比较研究

张庆熊

2018(8): 1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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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对《春秋》的“经史关系”与“真伪关系”做了深入的探究。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没有直接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但从其内容看是针对康有为的。这从《十力语要》中对康有为的批评中可以得到印证。熊十力批评康有为学问浮夸肤浅，虽扬三世义，但不懂经与史的关系，不知《春秋》三世义与《易经》的革故取新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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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刘成纪

2018(8):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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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讨论，多涉及传统政治制度、边疆史地及国际秩序等问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个美学概念。从历史看，这一观念是从中原出发对世界的想象性建构，其地理和时空认知的诗性或审美特性要远远压倒科学性。在天下这一时空架构之内，中国文明的进程基本可描述为诸种审美要素不断被植入其中的过程。这种植入主要包括三个环节：一是通过五色、五味、五音等的空间配置，使人关于周边世界的认知经验审美化；二是通过对自然生命本性的体认，使其通达于音乐，从而预设出一个乐感洋溢的宇宙；三是通过礼乐教化建立人文化的审美体系，借以伸张出一种审美化的制度理想。所谓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就是这种自然想象与人文再造的交互形式。体认这一体系的审美特性，将为目前学界关于天下观的讨论提供必要的前提和背景；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美学研究摆脱现有窠臼，成为与中国文明等量齐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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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

罗志田

2018(8):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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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考察。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后者又带来新的困惑：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而苏联的出现使“西方的分裂”明显化。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这一选项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世界上很多人到冷战才确认了西方自身的“道出于二”，而热心学西方的一些中国人则早在北伐前后就已观察到这一现象。可知从中国看世界，也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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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道器与文明：郭嵩焘和晚清“趋西”风潮的形成

李欣然

2018(8): 1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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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时期人们常认为中西之间存在道器之别，暗寓着中西有不言自明的差别性。在这种思维定式中，以机器致富强的西方模式和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不谐和。郭嵩焘则认为中西之间本质是相通的，西方富强之所本和中国古圣所申明之道其实一致。故向西方学习并非趋慕违背圣人之道的“异术”，反而是向“道”的回归。且文化、制度优先于器物的文明观念是中西相通的，器物并非西方富强的本源。这样一种中西相通的理念是晚清“趋西”风潮得以形成的思想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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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居然别有弦歌曲

平瑶

2018(8): 1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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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艺术在清末发展至鼎盛，穿透城乡、阶层、国族、性别的区隔，得到几乎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开辟出一种自由平等、反秩序的文化场域。参与者以曲犯禁，与执法者博弈抗争取得宽阔的活动空间；同时以集会行会等形式自发组织，维护权益、解决纠纷、自娱自助，有较高的自治水平。民国中期政治经济形势剧变，在战乱、饥荒、管制、“改良”、暴力、舆论等多方冲击下，说唱艺术走向衰落。清末民初说唱艺术的繁盛状况、组织方式和发展轨迹，展现了它在历史转折期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调试、抗争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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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8年第8期英文摘要

2018(8): 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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