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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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

蔡拓, 赵可金, 张胜军等

2019(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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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了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命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组织了专题研讨。参加研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蔡拓教授认为，非理性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症结所在；以理性的认知与战略回应非理性的认知与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赵可金教授指出，在全球大变局中，最突出的冲击是全球政治觉醒，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展开，中国应该确立存量巩固、增量改革、智慧创新的国家战略。张胜军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正在打破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传统认知，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是一种全新而又陌生的模式。杨雪冬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在发生深刻多样变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变与不变的交织，使得当今世界异常复杂，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刘雪莲教授指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转型，给中国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内在的发展需求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动力。蔡翠红教授认为，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在市场基础、技术创新、治理理念和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参与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高奇琦教授认为，目前的全球大变局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中国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以抓住智能革命的机遇。总之，大变局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未来还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只有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推动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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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全球大变局：中国的方位与出路

刘贞晔

2019(1):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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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处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大变局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转折。环顾当今时代的全球大变革，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面对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大转折，中国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又如何理性应对其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变动因素，进而制定恰当的战略策略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大致说来，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思考：保持战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错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道路；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进新一轮工业化发展；理性认知国家主义的回潮，既要坚定中国国家治理的道路自信，又要对国家主义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理性认知全球化的逆转和进退，积极推动全球化健康良性发展；积极发挥自身在发展领域的优势，着力推动构建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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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劳动关系治理的变革之道——基于“增量”与“存量”的二重视角

李干, 董保华

2019(1):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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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合同法》修改暂缓、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从“增量”与“存量”两条进路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量”与“存量”并行的调整思路，虽然实现了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目标，但也促成了劳动关系与非劳动关系的就业“双轨制”。就业“双轨制”体现了制度与现实的碰撞，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也暗含诸多弊端与风险。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标准劳动关系“做减法”、非劳动关系“做加法”、非标准劳动关系“扩中间”三个方向同时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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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身体美学究竟应怎样建构——与王晓华教授商榷

张玉能, 张弓

2019(1):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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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华的《身体美学导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身体美学概论的著作。它为建立身体美学的中国学派做出了贡献，值得重视。它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索：身体美学究竟应该怎样建构？新实践美学认为：身体美学应该从身体的实践出发，而不是仅仅从身体出发；身体美学应该以实践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而不应该仅仅以物质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物质本体论只是实践本体论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身体美学应该是身体审美学，而不应该仅仅是身体感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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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及其对“意识”问题的反思——兼与何怀宏先生商榷

段似膺

2019(1):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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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就要不可避免地全面介入日常生活的时代，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存在，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背景下的人类自身，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不少学者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文明的恐惧和忧虑，提倡重返与物质文化相对的精神文化，警惕智能机器获得超强能力，反叛乃至毁灭人类。然而，人工智能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人工智能并非洪水猛兽，在它们身上不会发展出想要反叛人类的“独立意识”，但却可能发展出属于人工智能自身的“认知”方式。这样一种发展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但是，要应对这种隐患，不能仅仅满足于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的对立面来寻找人的意义，而需要人文学者打破学科禁锢，积极去了解人工智能，从其自身出发去思考、改善其与人类共在的方式，才能真正参与到人工智能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中去，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增添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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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网络祈愿：幸运游戏、精神走私与认同困境

蒋建国, 杨盼盼

2019(1):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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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网络转发祈愿行为频繁出现于各社交媒体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网络转发祈愿是一场关于幸运符号的游戏行为，具有一定的功利诉求，与传统宗教信仰仪式有着极大的差异，它体现出当代青年人身份焦虑以及价值迷茫。网络转发祈愿迎合了当代青年网民的情感与娱乐需求，又在传播过程中发展成为新的亚文化现象，在转发互动过程中体现的精神走私与个人主义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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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意识形态的“缝合”：后意识形态社会语境下“昆山反杀案”的批判性思考

曾一果

2019(1):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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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反杀案”是后意识形态社会和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有效缝合”的典范。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弱者的反抗得到了不同话语（政府、媒体和大众）的认同，本来分化的、差异性的乃至冲突性的不同话语在这一网络事件上得到了“有效缝合”。“缝合”让意识形态在滑动和流动中固定，从而实现了社会从对抗到和解的可能。“缝合”建构了一个“共识统一的社会幻象”，但随着全球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在我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冲突和分歧有可能愈演愈烈。因此要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缝合”，达成社会“共识”，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社会矛盾。“昆山反杀案”的妥善解决也显示了网络和新兴社交媒介在意识形态“缝合”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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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人口优化：人文人口学的使命

穆光宗

2019(1):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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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40 年的历史背景下，重温人口经济关系如何从紧张转为缓和直至进入良性循环的过程可以发现, 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动创造的。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和社会融合问题。反思和讨论人口治理的方式和机制，以及人口控制的特点可以得出，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 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当下人口控制论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我国需要更富远见的鼓励生育和优化人口的政策。人口政策的改革就是不断还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以及提高人口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人文人口学的使命就是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优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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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重新诠释“计划生育”的内涵——实现“家庭自主生育”转型并避免误读“鼓励生育”

胡湛, 彭希哲

2019(1):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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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改革的讨论及争议层出不穷。立足于当前人口态势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全新诠释，基于目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有计划的按政策生育”应尽快转型为“有计划的家庭自主生育”。后计划生育时代的人口战略不应将“计划生育”狭义化，“计划生育”不等同于“只生一个好”或“只生两个好”，更不等同于“限制生育”和“控制生育”，它依然是“有计划的”，即倡导夫妇根据个体条件、家庭状况以及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判断而自主地决定其生育计划，从强调公民义务转变为尊重公民权利。不仅如此，在加快实现自主生育的同时亦要避免错误解读“鼓励生育”，以免生育政策重新陷于工具理性和干预主义。应将生育友好型政策纳入家庭政策及相关社会政策的功能体系，且不能为了“多生”而偏废“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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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知识分子”：专业与超专业矛盾及其改善之道

尤西林

2019(1):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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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角色名词的“知识分子”正在演化为动词特性的活动机制和功能场域。康德关于个体建构超专业公共领域并实现人格自由的“公开运用理性”活动，不仅奠基了现代知识分子哲学，也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专业与超专业互动机制，同时预示了作为专业化前沿代表的人工智能的界限。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超专业批判必须具有专业分析能力，但自然-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学者均受到专业主义片面性限制，而无力获得超专业整合性视野与批判性立场。知识分子的当代边缘化，源自专业知识生产方式及信息传播交往方式的当代转型。直接可行的改善之道，是以超专业通识教育内在沟通专业，它成为知识分子超专业活动应用于自身生产机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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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青年学人支持计划（三） | 社会主义大国的治理与改革——对苏联教训的再思考

陆南泉, 叶书宗, 余伟民等

2019(1): 10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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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作为苏联最后历史阶段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始终是中国改革道路的一个比较对象。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中国改革的成功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恰成对照。但在具体的论述中，所谓"成功"和"失败"又颇具歧义，其背后蕴含着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不同理解。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事业正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毫无疑问，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但对如何深化改革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其中包含着如何认识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教训。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模式的最后阶段，具有以史鉴今的特殊意义。

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课题，首先需要收集整理反映这一阶段客观历史进程的历史资料，同时也需要借鉴俄罗斯学者及国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是与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进程同步的，迄今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大多仍属于国际政治领规的观察和评述，真正具有历史学深度的论著还不多见，即使在俄罗斯学界亦是如此。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丰富，对这一课题的历史研究正在展开，并将成为今后的学术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目前的研究也正处在这样的学术演进的潮流中。作为"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之一，《探索与争鸣》组织了对复旦大学薛小荣副教授主撰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丛书的研讨，并形成了一组专题论文。丛书作者和参与研讨的学者围绕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表达了对这一历史课题的现实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唳了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苏联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旨趣。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模式的兴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需要长期的学术探索，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说:"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面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便将来所用。如果将戈尔巴乔夫改革这样的历史现象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考察，那么今天人们的研究就像当年马克思对刚刚过去的事变——"活的历史"的研究，特别需要凭借长期积累的历史学养来洞察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当为之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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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年第1期英文摘要

2019(1): 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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