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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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全文

2019(7):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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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网络时代的知识付费与知识获取（荣跃明，周志强，刘擎，方笑一，陈龙，文贵良，王迁，宋伟，郭强）

2019(7):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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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上盛行付费音视频课程，不少学者参与其中，甚至成为主力，此类形式的知识获取被人们称为“知识付费”。普通听众可以用付费的方式购买著名专家学者和各界名人的授课内容，不少学者借此成为“网红”，在获得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靠前所未有的流量积累起财富。对于这一新兴的知识传播形式，为分析其出现的原因，在传播知识方面的优势与弊端，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了“网络时代的知识付费与知识获取”圆桌论坛，就网络时代的知识传播和新兴的知识付费节目展开深入对话交流。与会嘉宾们围绕“什么是知识付费” “知识付费的社会功能”“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荣跃明研究员认为知识付费是知识领域的新成果，是知识获取的新方式，创造了知识流动的新秩序，呼吁公众以辩证的观点去审视和认识其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周志强教授认为，知识付费通过知识的商品化延缓了人们的焦虑，从而满足了人们对于绝对性状态的欲望诉求，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精神中拥抱“大对体”的坚定性。刘擎教授呼吁心怀伦理与社会关怀、学术训练良好的教师走出象牙塔，进入并改良新兴的知识市场，让学院体制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方笑一教授认为知识付费节目带有表演性，通过知识的组合、呈现以及表演，让人们感觉到主讲人富有渊博的知识，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并欣然地付费，这就是知识付费节目作为一种产业成功的奥秘。陈龙教授认为知识付费是媒介技术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在一个历史交汇点相遇的产物。知识付费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文化奇观的属性，它不过是消费现代性的一个里程碑、新阶段。文贵良教授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也可看作媒介不断发展、知识不断下行的过程，而知识不断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精神不断开放的过程。王迁教授指出“知识付费”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交易，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著作权法的基本理念。保障公民接受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利，是未来“知识付费”时代国家无可回避的重大责任。宋伟教授认为，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势必会带来人类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网络时代的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已经处于被技术与资本全面支配的状态，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辩证地思考。郭强教授则警告，当承载思想和价值的知识被用来买卖，人类社会将失去方向感，知识和知识的构造物将呈现自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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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知识付费的运行机制及其争议

荣跃明

2019(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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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知识付费：拥抱“大对体”的欲望

周志强

2019(7):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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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开放的象牙塔——知识市场与学院教育的良性互动

刘擎

2019(7):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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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知识付费与知识表演

方笑一

2019(7):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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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现代性进程中的“规定情境”：作为文化奇观的知识付费

陈龙

2019(7):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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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知识付费节目：知识下行与精神开放

文贵良

2019(7):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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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付费会影响知识传播吗——一个法律的角度

王迁

2019(7):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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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知识付费的进步与困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宋伟

2019(7):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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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知识私有化的困境与出路

郭强

2019(7):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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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法治是被定义的生活——关于法治逻辑的意义探寻

陈金钊

2019(7):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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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由法律所定义的生活秩序，只有尊重、恰当使用法律定义，才有可能在思维方式上接近法治。不尊重法律意义的固定性、安全性、一般性等，片面强调法律、法治与其他现象的统一、协同、结合，把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关系交织在一起，法律就会丢掉明确性，失去对社会的调控能力。虽然法律的意义塑造需要在主体、法律和社会三向循环中构建，但却不能离开法治逻辑对循环思维的指引。构建法治逻辑需要把覆盖在法治之上的“色彩”分离出来，还原法治的本色，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明确意义上言说，在批判思维中建构。把法律外规范等同于法律，不仅模糊了法律的界限，而且也使法治思维无法推论下去，对法律、法治命题无法进行有效的论证。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法治可能永远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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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马克思主义研究 | “双百方针”：1950年代中国话语的自觉性表现

黄力之

2019(7): 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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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受苏联的援助，1950年代中前期的中国话语呈低位运行态势。“双百方针”则标志着低位运行时期出现了中国话语的自觉性表现。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大背景下，为何会提出连苏联也不理解的“双百方针”呢？“双百方针”与克服斯大林错误之间存在交错关系，后者启发了前者。毛泽东认为，随着斯大林错误的公开揭露，共产党、社会主义内部不应该再让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者来统治，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当时中国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死啃书本和陈规旧矩之苦，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理论论战，这些正是“双百方针”所要解决的问题。“双百方针”来自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传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语形式形象化，使用对偶的句子来概括，都是典型的中国话语自觉性表现。后来，“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呈现出摇摆状态，甚至一度“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这反映出中国话语的复杂性。中国话语的构建不能被异化为越多越好或者越纯越好，必须以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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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何以可能

何云峰, 王绍梁

2019(7): 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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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既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主张，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从个体劳动的主体层面看，“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意味着劳动必须是合意愿性、自主性，以及与个人相匹配而又不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创造性诚实活动，而劳动的享受感和幸福感正是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有机统一。从社会劳动的治理层面看，这既要求劳动对人的压迫性降到最低程度，也要求劳动对人的促进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正是因为今天的劳动形式仍然带有一定的压迫性和谋生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错误劳动价值观大行其道、社会关系全面物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的幸福感和享受感。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不断降低劳动的生存需求的比重，并积极吸收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将人类从危险性、摧残性和单调枯燥的劳动的折磨中解放出来，进而逐渐摆脱资本逻辑的统治，克服社会关系的异己力量，才能使劳动最终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真正的享受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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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大数据时代的小数据会消亡吗

苏令银

2019(7):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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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学术知识的构建普遍使用小数据并取得了巨大进步，其特征是为回答特定问题而生成的抽样数据。这一成功的战略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得以跨越式发展。但这种研究方法目前正受到大数据发展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数据的应用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面临着突出的挑战和问题。小数据在未来仍将是有价值的，并不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消亡，因为它在回答有针对性的问题时具有实用价值。小数据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开发新的大数据基础设施来汇聚、扩展和链接成大数据，将小数据扩展到大数据基础设施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创建更大的数据集，应该鼓励共享和重新利用小数据，并将它们与大数据、大数据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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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为国家政策辩护——基于《民法总则》第十条的思辨

彭中礼

2019(7):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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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取消了国家政策的法律渊源地位，但是既有理论并没有对此给出充分的理由。国家政策源于国家行政权力为执行国家、政府和社会治理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时，基于特定目标制定和发布的规范与准则。国家政策可以成为法律渊源的基本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具有规范性，国家政策运用得当有利于公民权利保护，在法律和习惯之间加入国家政策有利于规范与事实的衔接，且国家政策作为定纷止争的规则符合法治的理论与现实需要。要发挥国家政策的法律渊源作用，就应当进行制度构造，实现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范围、内容、程序等的法治化。而且，还应当建构严密的审查监督机制，保证国家政策在法治框架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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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媒介菜单与消极自由——论个体媒介认知的三重框架

曲慧, 喻国明

2019(7): 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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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互联网世界与无穷的个人时空序列相交，所组合出的“媒体菜单”是高度异构化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二分法早已无法诠释媒介环境发展的现状，探寻新的、基于消费者的“媒介认知框架”需要引入更多的哲学与心理学方法。基于消极自由视角的“三把椅子”隐喻以及哲学领域的三重自我，可尝试提出私人媒介（private media）-公共媒介（public media）-群体媒介（collective media）的心理认知框架。受众通过不同媒介的开启和关闭，来控制自己与外界的链接关系和自我卷入程度，从而建构起个体的媒介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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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明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 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

范子英, 高跃光

2019(7):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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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判断。深化税制改革以助推高质量发展，需要明晰我国税制结构、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厘清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特别依赖间接税、少数几个税种以及企业部门税收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为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即增值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客观的负面影响。我国税收改革与经济增长需要从数量式增长向质量式增长转变。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的方向与实施内容包括，税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为提升直接税的比重以及来自居民部门税收的比重，实施重点主要在于解决以增值税为核心的减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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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明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 税法是宏观调控的合适场域吗——基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审思

侯卓, 吴东蔚

2019(7):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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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以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成效有限，根源在于税收、税法的内在属性制约调控功能的发挥。避免“绞杀性征税”和对市场配置资源干扰过甚俱为税收的固有意涵，借税收手段实施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与向度因之受到束缚。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实质层面的量能课税，进一步限缩调控空间，实际上使税法不再成为宏观调控的合适场域，由此决定宏观调控在税法的规范-目的体系中仅居附属性地位。横向对比，为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市场化手段甚至货币手段，都较税收调控更优。拟开征之房地产税，核心意涵是组织收入及优化税制结构，对其不宜寄予过高的调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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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明

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实施路径

张杰

2019(7): 1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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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金融体制体系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内在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金融体制体系面临诸多改革困局，并且改革滞后的问题日益凸显。金融体系中的多重结构性矛盾以及引发的金融资源错配效应，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了多重负面效应，阻碍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塑和提升。在中国当前银行体系主导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中，金融创新导向日益呈现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并暴露出对商业模式创新和虚拟部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过度依赖症结，已经不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构建所引致的各种内生性融资需求，成为当前阻碍建设创新型国家最为突出的因素。而导致中国金融结构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以及金融体制体系改革出现诸多困局和停滞甚至扭曲性效应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对现代化金融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合理关系和功能边界存在认知误区。为此，必须将全面引入“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作为今后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和重点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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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明

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

张涛

2019(7): 13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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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开始的要素扩张和资本积累阶段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如何造就并保持一国可持续的相对优势成为各国的重要任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越来越缩小了与世界技术前沿边界的距离，而当接近技术边界时，也存在着由投资向创新转变的必要。一国竞争优势的实现是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者融合的结果，尤其是金融市场在助力知识资本化、连接知识生产和产品制造上发挥着中枢纽带的作用。在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中，美国凭借知识资本化处于领跑态势。眼下，处于技术边界的中国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有三：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知识生产；二是完善创新体制，推动知识资本化；三是打造工业强基，提升制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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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来——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

王曦

2019(7): 14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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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日益将人类带入“后人类境况”。人文学者针对可能到来的“技术奇点”及其影响下的人类文明形态展开探讨，发展出了激进批判人文主义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在这一思潮中，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形式结构、生产方式皆被重新考察。这些考察可分为三个主要议题：后人类境况下的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科幻母题提供后人类叙事的文本情境，承载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悖谬；数字文学展演“人机一体化”的赛博格写作，呈现徘徊在虚拟现实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文学叙事；当下的新文化工业则意味着由互联网、自媒体、大数据、市场细分等环节重塑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此境况中，当今文学的新存在样态解离出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但通过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必要引导，将文学与人类共同体生活更加紧密地整合，或许会为文学的未来开启积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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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年第7期英文摘要

2019(7): 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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