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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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全文

2019(8):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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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时间银行：新型互助养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袁志刚、陈功、高和荣、桂世勋、陈友华、陈体标、徐大丰、孙秀林）

2019(8):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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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少子化、老龄化、高龄化社会的到来，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养老方案应运而生。然而，自我国1998年首个时间银行试点以来，其运行多难以为继。李克强总理2018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后，各地时间银行再次涌现。与前一轮相比，新一轮时间银行的核心结构和运行逻辑是什么？技术支撑、文化底蕴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办，货殖365经济研究社与上海邻里智助社区服务中心协办了“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时间银行与区块链”研讨会，探讨新型互助养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袁志刚教授认为，世界性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账户难以平衡问题的核心在于人口结构；时间银行的核心在于老年中“青老”与“老老”的有效对接。在中国传统中子女曾是最好的“金融产品”，主张结合东方文明，重建责任优先理念。陈功教授认为，我国的时间银行强调“互助”，在本土化过程出现时间银行+高校/共青团组织+三社联动+互联网的创新，但仍面临认识、资源、技术、机制等问题，主张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加大新技术融合和文化共建共享。高和荣教授认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主要面临中西社会信任结构的差异性，志愿精神世俗化、实用化，服务供需难以匹配，以及存储通兑机制尚未健全等诸多因素的挑战。桂世勋教授认为，时间银行不属于“志愿服务”范畴，但应借鉴志愿服务的有关经验，当下亟待合理制定服务项目和标准时间换算表，以及合理确定首批被服务对象、费率、风险等。陈友华教授认为，我国时间银行的服务属性、时间属性、银行属性和货币属性都存在悖论，平稳运营还存着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时间银行去化解各种养老难题。陈体标副教授认为，志愿者服务模式的时间银行因运行逻辑存在问题难以运行。新一轮时间银行应遵循需求原则，时间货币应根据需求量发行，资产负债保持平衡，在此基础上时间货币对应的互助养老服务才具有价值稳定性。徐大丰副教授强调，承兑主体是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发起者，管控承兑规模是应对兑换风险的重中之重，提出基于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两种风险管控思路。孙秀林教授回顾人类寻求心灵安顿的历程和国人回归山水之间的传统，指出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的本质在于重组社会结构，并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中提出到乡村构建互助养老社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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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人口结构：东西文明中养老的核心问题

袁志刚

2019(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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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特色：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创新

陈功

2019(8):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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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互助：时间银行养老的基础与挑战

高和荣

2019(8):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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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养老的悖论与破解

桂世勋

2019(8):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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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时间银行的性质与运营问题

陈友华

2019(8):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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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时间银行的基本规律与货币逻辑

陈体标

2019(8):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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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时间银行中的承兑风险与保证机制

徐大丰

2019(8):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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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跳出时间银行：从安顿的心灵到互助的社群

孙秀林

2019(8):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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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媒介语境下的科幻景观与科幻文化（严锋、蒋原伦、孙玮、鞠薇、张跣、朱军、李春雷、曾一果、徐翔）

2019(8): 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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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科幻文艺及相关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以至于出现“中国科幻元年”之说。科幻景观与文化和媒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越来越得到研究者关注。这里所说的科幻景观是指科幻文化所表现出的各种形态，并不仅限于科幻文艺作品。人们不仅需要关注科幻景观，还要关注这一景观背后的时代文化和媒介环境，正是媒介技术的发达为科幻作品提供了相对宏阔的展现空间。今天的科幻文化和上个世纪的科幻有所不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极大地拓展了科幻领域的范围，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因此科幻文化不仅是科学幻想的体现，也反映着社会现实的变化，成为当前迫切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化研究》集刊、《媒介批评》丛书等联合主办“科幻景观·文化·媒介”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媒介文化视野中的科幻景观、科幻文艺作品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媒介技术进步的关系、科幻作品的文化背景等主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

严锋教授指出，科幻是一种新形态的景观化的群体性活动，各种奇异的景观是其标志。这股潮流包含了对宏大叙事的回顾，其背后隐含着新时代人类对永恒神话的渴望。蒋原伦教授提出“无媒介，不科幻”的判断。一方面，文艺作品中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在于其使用的主要媒介。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是当今科幻、奇幻浪潮的物质技术基础。孙玮教授指出，新传播技术塑造了拥有分裂的自我和多重在场方式的新型主体，同时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分裂，科幻影视则集中呈现了这一议题的复杂多变。鞠薇讲师认为，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非人”形象，借用后人类景观批判“人类中心论”，折射出人类对现实的焦虑和对自我的思考。张跣教授认为，科幻的核心是科技和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对科技与人的关系的预言式探索，大量“反乌托邦”作品正是这一探索的重要层面，体现了科幻的现实反思意义。朱军副教授指出，近代科幻小说中吸纳了传统中国哲学的“气”的概念，构成独特的东方科幻景观，构筑了科学时代的“气本论”，成为现代中国科幻话语生成的重要原点。李春雷教授指出，科幻景观对时空的建构具有足够的延展性，并且折射了公众对于现实的“突围感”，由此激发的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记忆认同危机。曾一果教授指出，各种关于新媒介技术的想象，不仅充斥着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也包含霸权主义的利益考量，我们应该站在更高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看待新兴媒介技术。徐翔教授认为，近年来科幻电影的讨论热潮，与科幻电影产业实际发展有着显著落差，本质上承载了公众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体现了电影之外的文化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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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科幻的现实与神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科幻景观

严锋

2019(8):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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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无媒介，不科幻

蒋原伦

2019(8):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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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分裂的自我：科幻影视中的传播技术与主体

孙玮

2019(8):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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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重回镜像阶段：科幻景观中的主体性认同与后人类转向

鞠薇

2019(8):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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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科幻文艺中的反乌托邦：关于科技与人的预言式探索

张跣

2019(8):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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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科学有“气”：现代中国科幻话语的生成与本体重构

朱军

2019(8):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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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唤醒集体记忆：科幻景观的另一种审视

李春雷

2019(8):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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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科幻景观与新媒介技术的想象力

曾一果

2019(8):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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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电影之外：公众话语中的中国科幻电影

徐翔

2019(8):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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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哲学元理

张立文

2019(8): 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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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的天、地、人和合生生道体，中国哲学可以生发为七大原理：元亨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中国哲学的七大原理（元理）是特定时空环境内，在世哲学家通过思维、思想所构建的，其哲学理论思维是那个时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关系的自我体认的升华；是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人生互相关系，超越一般性的诠释而构建的概念、范畴的逻辑；是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的价值、理想、审美的再反思。这是在世哲学家理论思维所把握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即哲学的时代精神。中国哲学是在“继往圣之绝学”哲学理论思维成就基础上，在世哲学家在其理论思维方式引导下的再反思、再体认，以赋予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审美旨趣，终极关切新生面、新创造、新品格、新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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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景跃进

2019(8): 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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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在中国场景下的具体运用始终伴随着不同维度的反思，其中政党进路构成了一个颇具学术潜力的视角。就政治功能而言，中西政党都发挥了相似的中介功能——连接（市民）社会与国家。然而，相似的功能无法消弭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西方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中共的位置在国家中构成了公权力的组成部分。政党的位置差异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根据中国国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畴进行必要的调适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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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涂层正义”论辨 | 正义难道仅仅是一种叙事——驳陈忠教授的“涂层”概念

张文喜

2019(8): 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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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正义论”所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已经引起学界的争论。对陈忠教授来讲，涂层正义仅仅意味着一种被私利盗用、利用的正义。陈忠发现，人类在任何文明时代都能够感受到对涂层的需要。以文明时代的理性为基础，他们会选择能为其联合带来秩序的道德、文明、启蒙、行为之幕（涂层）。但对于我们而言，涂层不是同道德、文明等社会历史自身的本质相吻合的术语。就其基本论题范围而言，也不能认为随着我们对涂层之复杂原因有更多理解而确实可以越来越成功地对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加以哲学揭示。陈忠称之为“正义”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名称，有人称之为善的东西，有人称之为爱的东西，等等。但即使这样理解，我们也还是没有摆脱那种由于话语“转义”所带来的混乱。在历史的正义叙事中，“涂层正义”这一命题激发的是“人道”与“狼道”、“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人为”与“自然”等之间的矛盾。若把这一命题置于一个隐喻之中，这个隐喻就是，人类从孩提时代到成人时代是对野人形象的拯救或返回完整的人的希望。在这方面，它所隐含的是现代历史叙事对于法律正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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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涂层正义”论辨 | 从涂层隐喻看中国城市的当代演进——兼与陈忠教授商榷

张法

2019(8): 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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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是由城市建设这一复杂系统产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包含了个体、整体、历史的三重关联。涂层的三层，可以形成层层深入的隐喻。首先，个体建筑的涂层，把个体建筑与多方面的文化互动关联起来；然后，进入个体建筑与整体建筑的互动，具有了超出仅从个体建筑涂层进行思考时不曾预料的多种结果；最后，深入到建筑整体与历史的互动，个体建筑与当代中国城市演进的复杂性系统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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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涂层正义”论辨 | 情感能否为正义奠基

付长珍, 郦平

2019(8):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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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伦理学史上形成了两种主流的正义论传统，即理性主义传统与情感主义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主要从美德德性论、义务论、契约论等角度为正义进行奠基。然而，情感主义传统的主要代表休谟和斯密则认为，理性提供的是事实判断，理性的作用是辨别真假，情感才能提供价值判断，对于善恶的判断要依赖情感。情感究竟能否为正义奠基？休谟和斯密并未对此做出彻底的、一致的论证。当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斯洛特等人在对传统情感主义进行修正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移情论的系统阐发，进一步论证了移情不仅是道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正义的基石，从而对传统正义论困境做出了别开生面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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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涂层正义”论辨 | 涂层世界的哲学应对——关于《涂层正义论》讨论的再回应

陈忠

2019(8):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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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世界日益具有涂层性，正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涂层世界。对涂层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涂层是对异质性对象的一种人工叠合，涂层策略依赖技术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也依赖人们对叠合所生成的新对象的需要。涂层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既有正向意义上的善涂层，也有负向价值的恶涂层。关注负向涂层、异化涂层，揭示异化涂层的生成与运行机理，是涂层理论、涂层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涂层与炫化相共生。炫化是对出众特点的人工塑造，炫化也就是一种人设、人为设计。人设的直接目的往往是为了求得炫化效果。涂层与炫化的盛兴，深刻依存于现代性的效用逻辑。所谓效用逻辑，也就是更多地追求即时可用的效用，而不更多地关注代际价值、代际传承。炫化与涂层的盛兴是一种现实，但不应该成为社会与行为的核心逻辑。涂层理论、涂层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可能在于为理解中国现实包括成就与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杂糅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国的哲学等理论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涂层化、外围化倾向，回归本土语境，关注中国现实，对推进中国哲学社会话语体系建设有基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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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

邹诗鹏

2019(8): 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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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际性”是一个新生概念，它可以很好地描述和分析都市一体化及都市圈背景下的中国都市间关系。中国城市际性的实践基础包括：高速高效的城际交通、时空压缩及不同都市在事实上的同城化；城市际空间生产及不同都市发展的联动与融合效应；全球化格局下城市际关系对既有都市精神文化的重构。典型的城市际性主要存在于都市圈的核心地带，城市际空间的生产造就了新的都市空间，并带动都市本身的拓展变化，包括原有城乡关系的新变化。城市规划及城市管理者应当自觉理解和应用城市际性，推进都市际性以及都市本身的发展。与培植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空间一样，培植具有全球化功能及价值的都市际性，应当成为发展和巩固世界市场、包括应对美国所谓逆全球化战略的基本方略。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城市际性不能泛化和滥用，其总是受到农业、工业等生产空间以及国家整体发展程度与限度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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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环境问题与社会治理 | 环境污染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

陈阿江

2019(8): 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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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深嵌到环境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地认识环境污染，并且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大众可了解的信息，是污染转化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无论是外源污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分离的理想类型，还是内生污染即受苦圈与受益圈重叠的理想类型，环境污染都难于正常的问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突出，环境受影响者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层级政府的多目标化、新媒体的日渐普及，涉环境问题主体间的竞争、冲突与顺应、合作的不断演化，加之宏观结构关系的转向，尽管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过度化的现象，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整体步入常态。而当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形成机制步入常态，常规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民众环保意识的培育应尽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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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环境问题与社会治理 | 历次生活垃圾分类为何收效甚微——兼论强制分类时代下的制度构建

范文宇, 薛立强

2019(8):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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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代。为何历次生活垃圾分类都收效甚微？检视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试点思路、分类标准、参与主体、系统管理、政策工具等，是制约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建立适合国情的现代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应明确渐进试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分类思路，构建兼顾直观性和优先性并实行增量优化的分类标准，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的分类格局，建立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分类机制，实施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补充的政策工具。期待此次上海垃圾分类成为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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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中人机制法治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陈步雷

2019(8): 16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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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社会都需要中立、公正、权威的各类纠纷预防和解决机制，履行预防纠纷、裁判是非、定纷止争、维系社会的职能，此类机制可被概念化为中人机制。中人机制是裁判机制的上位概念，是中观、中间、中距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任何相对公正、稳定、和谐的社会系统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构成性因素，其法治化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或缺的枢轴性意义。当前，我国的中人机制尚未全面实现法治化转型，不能全面适应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这也是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诸多问题的主因之一。为此，应在价值理念、治理哲学层面加以反思，改进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供给，在现行基本制度框架下推进若干“实质性小改革”，以中人机制的法治化、高效能促进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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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经济政策取向与新兴民主的稳固

刘瑜

2019(8): 17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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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新兴民主国家走向了民主稳固，而另一些则始终政治动荡甚至民主崩溃？各种解释中，经济政策的取向是一个重要维度。对于诸多新兴民主国家，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利于民主稳固，而经济民粹主义取向是民主动荡或崩溃的重大助推力。通过数据与案例分析可以发现，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三点：转型起点处缺乏经济自由、早熟的保护主义与福利主义、保护主义与福利主义覆水难收。一系列案例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从经济民粹主义走向民主动荡或崩溃的两种逻辑：一方面，经济民粹主义损害经济绩效，从而影响民主的绩效合法性；另一方面，经济民粹主义的敌我话语恶化社会撕裂，从而影响民主运行的政治文化基础。新兴民主国家不同于发达民主国家，经济水平有限以及民主质量不足使其格外容易成为经济民粹主义的俘虏，其民主体制更可能退化为追逐短期选票最大化，而不是长期发展最大化的恩惠-庇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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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写作机器人“作者”主体地位辨析

葛许越

2019(8): 19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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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摩尔定律”带来的计算机算力及算法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写作获得了长足进步。其在当下的场景运用呈几何级数增长，由此引发了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作者”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如何规范机器人写作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在人工智能与人的竞争关系中保护人类写作者的主体地位。为此，需要对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创作的历史、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就如何确认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的“作者”主体资格进行深入辨析，对其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充分认识其对人类写作者和读者知情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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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年第8期英文摘要

2019(8): 1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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