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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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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0(1):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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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2018年下半年以来,教育部发出大力建设新文科的倡议,并将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摆到同等重要位置。以此为契机,各地高校掀起了一轮改革热潮。经过实践摸索,各地高校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当然其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和挫折。为进一步把握新文科建设与发展的总体规律,凝聚共识,明确新文科建设未来可能的努力方向,2019 年 10 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南方科技大学共同主办了“新文科之新与创新人才培养”学术论坛。

    李凤亮教授指出,新文科与传统文科在范围、指向、模式等层面存在区别,新文科建设应该找准“新定位”,才能产生“新作为”、体现“新地位”,建设新文科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突出跨界融合、强化实践导向、探索范式创新。陶东风教授指出,谈论新文科不能把这个概念过分工具化、技术化、应用化,新文科的使命在于回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人”这一观念的变化,新文科要重新对“人”作出理解,以满足科技不断创新的时代需求。陈跃红教授指出,智能化时代人文学科不能蹲守在“孤岛”上继续看热闹,而应该积极走进科技的疆场深处,明确当下人文学科的真实处境,把握新文科建设的历史机遇。葛红兵教授指出,新文科建设的要点在于以创意创新为本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将创意创新战略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转型理念,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当下我国正需要一场以文化创意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文科建设运动。石云里教授指出,新文科是在传统人文学科和理工科交融和碰撞中产生的“第三种文化”,它并非要对传统学科进行取代,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传统文理科进一步交叉融合和协同发展。高建平教授指出,新时代科技的创新发展不断形塑着社会形态,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科技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威胁。科技时代人文学科的新使命在于引导人们正确理性地面对科技发展,培养和发展适合时代需求的人文学科。徐新建教授指出,传统文科在西方经历了“死”与“生”的历程,新文科之“新”体现在整体的知识生产及教育传承相联系的观念、形态等各个方面。吴岩教授指出,传统文科的内核在于“守城式”的文化传承与保护,而新文科如果想要在人工智能、环境变迁等新的领域有所创见,就必须打破传统“守城式”的理念,进行“攻城式”的理念改造,鼓励新领域的开拓和新知识的获取。

  • 圆桌会议
    李凤亮
    2020(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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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陶东风
    2020(1):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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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陈跃红
    2020(1):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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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葛红兵
    2020(1):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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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石云里
    2020(1):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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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高建平
    2020(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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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徐新建
    2020(1):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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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吴岩
    2020(1):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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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李泽厚, 刘悦笛
    2020(1):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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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学科研究日趋专门化、细碎化的时代,提出一种“整体性”的学术观点似乎已经不再可能。但是,将学术和现实问题与个体生命联系起来,依然是人文学者不可回避的使命。因此,继2014年刊登了刘悦笛对李泽厚先生的访谈后,时隔6年,本刊再度向学界推介两位学者的对谈。文章记录了两位学者2019年全年的对话,囊括了“历史” “伦理”与“形而上学”三个方面的精彩评议。李泽厚先生主张以活生生的个体情感为本体去诠释历史发展,以人的认识积淀代替先验的道德论,以审美体验对抗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从而向读者展示一种“整体性”的人本主义何以可能。
    ——编者按
  • 本刊特稿
    施展
    2020(1):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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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原因在于,技术和生产流程上的一系列变迁使得它们越发成为穿透国界的存在,各国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不匹配,工厂的转移更多时候仅仅是工序的转移,而非产业的转移。经济过程对于国界的穿透性意味着,商人秩序需要走出政治秩序的遮蔽,再次站到历史的前台。
  • 本刊特稿
    王剑利
    2020(1): 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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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中国珠三角地区台资工厂成长起来的几十万制造业工人作为“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随着台资工厂迁移到越南,这个被资方称为“大陆干部”、自称为“中国干部”的群体从台商主导的制造业边缘起家,衍生出“在地化”的生产网络。这一过程中,“中国干部”群体因应情境,调动组织和文化的力量展开调适,以此实现人的网络和制造业生产网络的“连锁迁移、在地演化”。他们调动乡土经验、底层打工经验、技术迁移经验、跨文化沟通经验等,成为越南华商制造业实现“在地化”的关键中层;他们基于中越文化共通的家族主义逻辑,以“同乡同业”群体的跨界迁移、跨族群人际网络的在地营建、“越南女婿”带动家庭经营等方式,实现群体协同创业,在多元主体协力又竞争的关系中,推动越南制造业成长。“中国干部”群体由此构成越南连接东亚制造业和全球市场的底层通道,是制造业转移和跨文化理解的双重中介。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王小章
    2020(1):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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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在中国社会学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情形下,“社会学中国化”乃是一个毋须讨论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两个非纯粹学术性的因素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讨论:一是政治性的,与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地位声望或者说合法性有关;二是学术政治的,与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者在现代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焦虑有关。社会学不仅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更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此,在社会学中国化讨论中一些被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认识是值得重新思考的。有两种学术的主体性:一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的主体性;二是马克思式的将自己置身于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并立足于“人类社会”来检视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后者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确立的。如果说“从中国看世界”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起步,那么,“从人类看中国”则是中国现代学术走向成熟的开始。
  • 学术争鸣
    贺雪峰
    2020(1):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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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宇教授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然而,依据其划分的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范式本土化来分析,无论哪个层面的本土化,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不是伪问题。本土化讨论的核心在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究竟是建立依附于美国的社会科学还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建设应当服务于主体性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应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理论与方法,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检验。站在中国立场上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恰逢其时。
  • 学术争鸣
    陈文江, 王雄刚
    2020(1):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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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焦点在于是严格坚守社会科学研究的通则性(或普适性),还是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出一套本土理论方法。“伪命题”的论断触动了百年来中国学界的“学术软肋”,挑战了中国本土学者的“情感底线”。对“本土化”做文化社会学的解读,既不排斥以通则性的理论方法研究解释本土问题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消解为抵御“西方话语霸权”而强调本土化的尴尬。在文化社会学强调“价值关怀”和“意义表达”的视域里,“本土化”所彰显的恰恰是“在地化”研究对主流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社会学”及其延伸出的“边缘社会学”研究,构成了文化社会学视域下本土化探索的重要一维。
  • 中国知识体系创新
  • 中国知识体系创新
    周宪
    2020(1):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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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教授提出文学阐释学可以被置于西方“语言学转向”的思潮中来理解,即从对阐释意义的讨论转向阐释本身规则的探索。在阐释行为中普遍存在着有限与无限两种不同的理路——诠之有限性和确定性,与阐之无限性与不确定性,构成了阐释学的内在张力。而如何解决这一张力是问题的关键。张文最具创新性的地方在于引入科学的原则和公式,具体清晰地楬橥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关系,使限于语言层面的说明得到精确化的科学阐释。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发现阐释学“公共”概念包括了文学研究的学科或学术共同体以及一般文学读者公众。同时,这种“公共性”也涉及了理性的推理与逻辑。
  • 中国知识体系创新
    南帆
    2020(1): 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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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教授采用正态分布描述各种阐释观点获得接受的概率,很大程度上,正态分布肯定的概率默认了公共理性的前提。然而,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社会历史范畴——数学语言擅长的是表述各种超历史的现象。因此,概率无法说明为什么另一些偏执的文本阐释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突如其来地成为正统,并且形成特殊的效应。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剧烈地冲击着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必须穿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社会历史范畴,探寻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速发育。
    【关  键  词】 阐释学 共识 公共理性 社会历史范畴张江教授采用正态分布描述各种阐释观点获得接受的概率,很大程度上,正态分布肯定的概率默认了公共理性的前提。然而,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社会历史范畴——数学语言擅长的是表述各种超历史的现象。因此,概率无法说明为什么另一些偏执的文本阐释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突如其来地成为正统,并且形成特殊的效应。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剧烈地冲击着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必须穿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社会历史范畴,探寻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速发育。
  • 中国知识体系创新
    高楠
    2020(1):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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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一文是在西方理论碎片化及中国文学理论实用主义问题化倾向的理论态势中,进行哲学阐释学建构的一篇重要论文。它是继《强制阐释论》及《公共阐释论纲》之后从更高层次的普遍性角度对中国阐释学的系统建构。其中开创性地提出的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共时性,是阐释的公共理性的过程性运作;阐释有效性则是阐释无限可能性见于具体阐释有限性的公共理性的验定。由此,阐释这一阐释学的核心概念,以其深刻的问题求索性引起了进一步的关注与追问。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丛日云
    2020(1): 1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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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葛兆光, 白谦慎
    2020(1): 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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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21日,作为“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跨学科对话“思想史与艺术史”在北京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担任与谈人。近年来,思想史与艺术史领域对图像的关注与日俱增,对图像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鲜明转向。就思想史而言,学者不再拘泥于仅仅把图像当作文献的旁证,而更加注重图像本身的色彩、位置、结构等元素,试图使它本身就成为史料;就艺术史而言,学界也将研究视域从纯粹的审美或技术分析转向图像背后的时代思想和价值观念。基于上述研究转向,思想史和艺术史之间出现了对话的契机。
    ——主持人 薛龙春
  • 思想与文明
    陈建华
    2020(1): 1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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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刊登了大量以先进技术印制的图像,为杂志文本提供了新的诠释维度,对于晚清以来的知识转型与大众传媒的形塑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两刊物所使用的图像,一方面在标榜给读者带来乐趣的表层下埋藏着复杂的“展示政治”,呈现全球文明风貌与进化景观,诠释人类文明竞争进化的历史,与梁启超的文本论述相配合;另一方面通过图像谱系介入历史叙事的建构,其超前性的选择预示了民国初年都市文化消费的潮流。通过杂志传播的大量图像,给中国人带来世界真实形象的启蒙,为晚清以来的新知识体系建立了可见可感的视觉基础,构成中国视觉现代性的标志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