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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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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0(12):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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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立足中国国情,并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民主实践和理论的积极探索。为了进一步认识全过程民主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形态,2020年11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在古北市民中心召开研讨会,并邀请知名学者撰文。本期刊发的成果,是学界对全过程民主作出的初步理论阐释,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讨论,对全过程民主的内涵和深意作出更深入的阐释。
  • 圆桌会议
    祝灵君
    2020(1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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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桑玉成
    2020(1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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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商红日
    2020(1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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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张贤明
    2020(12):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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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孔繁斌
    2020(1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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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程竹汝
    2020(12):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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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上官酒瑞
    2020(12):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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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叶青, 莫纪宏
    2020(12):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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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深刻回答了中国法治应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飞跃。在“十四五”开局和建党百年之际,如何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地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实践,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工作任务。为此,本刊特邀叶青、莫纪宏两位教授,从公正司法和涉外法治建设两个角度,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希望推动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
  • 本刊特稿
    张杰
    2020(12):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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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之间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面临收缩、调整和重构的新格局。在构建“制度-国家综合发展能力-全球供应链”的相互影响模型,全球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六维决定因素模型,以及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逻辑模式的基础上,面对“逆全球化”与“有限全球化”、“去中国化”与“去美国化”、“区域一体化”与“双边化”三种可能发展方向,中国今后的应对战略及其重点策略有:一是不要陷入以战术思维对待战略思维的陷阱,而是要从中美双方最为根本的发展利益竞争和国家综合发展能力角度加以把握。二是有效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激励作用,尽快实现制约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全面突破。三是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挥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的主导作用。四是超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简单二分法,发挥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张江, 周宪, 朱立元, 丁帆, 邓安庆, 曾军, 成祖明, 李红岩
    2020(12):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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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2020年第1期开辟“构建中国阐释学”年度专栏以来,学界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张力关系、数学语言介入阐释学研究的意义、公共阐释内含的丰富性等众多论题展开持续的讨论和争鸣,并将阐释学视角与方法引入文史哲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11月22日,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举办“当代中国阐释学论坛”。与会学者聚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何阐释现实世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核心问题与关键思路等阐释学基本理论问题再次展开深入研讨和激烈交锋。现将学者发言实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 学术争鸣
    王艳丽
    2020(12):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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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阐释学最基础的理论概念,“意图”观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根基性意义。21世纪以来,无论从社会历史发展还是学术脉络演进来看,建立一种能与研究文本完美契合的学术范式已经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和必然趋势。文学意图研究在近几年取得深入进展,它建基于对当下学术现实的有力反思——过度强调读者意图使阐释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和学术原因,呼唤“作者”意图重新登场,并在动态系统中对作者意图、读者意图、文本意图给予新的定位和理解,探索更为合理的意义生产方式,力图达到研究范式与文本的共鸣。意图之讨论有益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范式的建立,对人文学者的学术观念也有匡正之意义。
  • 学术争鸣
    胡亦名, 胡范铸
    2020(12):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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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语史上,“谣言”的语义从“记录共同体知识的基本手段”,到“传播民间社会批评的主要方式”,再到“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经历了巨大演变。从知识生产的视角看,现代谣言的本质就是“在信息供给未能有效满足信息迫切需求的条件下产生的在公共空间故意传播的已被确证的不实陈述”。而在后真相时代,如果每个主体都能自主地、如实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那么所谓的“谣言”反而可能成为推进真相建构的不可或缺的动力。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陈平原, 刘勇, 解志熙, 欧阳哲生, 孟庆澍, 季剑青, 张丽华, 陆胤, 李浴洋
    2020(12): 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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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与会学者围绕陈平原先生历30年之功写就的“学术史三书”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深感学术史研究之于当代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下思想状况的重要价值,约请相关与会专家就目前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未来走向等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下这组文章既保留了学者们发言的现场感,也呈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述学文体,希望借此次讨论引起学界关于学术史研究之重要价值、时代意义的深思。

  • 技术与文明
  • 技术与文明
    刘丽, 郭苏建
    2020(12): 1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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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技术革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价值和治理效果,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公平困境。大数据具有社会属性和计算属性,二者交织构造出不同的大数据伦理维度。当前的大数据伦理研究侧重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减少算法歧视等最低限度的伦理维度,却忽视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更高伦理诉求,导致了区域和群体间的数字技术、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均。同时,大数据系统中数据生成、采集、分析、应用等各个环节叠加所引发的认知不足和利益关系失调问题,加剧了社会系统的歧视与不公平。为了化解大数据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错位与断裂的危机,必须推动均衡化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区域和群体间发展不平衡;并且构建具有责任性的数字化变革,加速社会融合、协同与创新发展。
  • 技术与文明
    刘伟, 翁俊芳
    2020(12): 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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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下,技术治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显著趋势。一方面,面对风险社会中突然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与公共治理危机,技术治理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短时间内的重塑提供了治理工具,并辅助社会治理共同体内部快速形成了有效的集体行动与公共决策。另一方面,技术治理也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双重效应。欲使技术治理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必须超越技术治理万能的神话,充分认识到技术治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与衍生问题,克服对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平衡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与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间关系的调试,需要置于中国治理的特定情境并结合人类发展的基本处境,从世界共同体的治理结构与格局出发,重新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路径。
  • 技术与文明
    邝劲松, 彭文斌
    2020(12): 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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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数字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阐释的基础上,应辨明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能力,积极打造数字产业生态,形成数字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推进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 城市
  • 城市
    任平
    2020(12): 13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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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中国城市哲学的出场,是在中国城市化步入高速增长的关键年代、思想界批判性地进行反思的必然产物,是高举“空间正义”思想旗帜、坚决维护人民至上城乡空间权利的价值诉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新型城市化道路和方案的哲学表达,更是站在中国立场与西方“城市学派”马克思主义就“空间正义”展开积极对话、走中国原创学术道路的自主选择。走向空间正义,成为中国城市哲学原创出场十年史的理论旨趣。
  • 城市
    陈忠
    2020(12): 14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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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性、问题性是哲学生成和转换的重要张力。城市是激活人们现实感、问题性的核心场域。诸多形态的哲学生成、繁荣于城市,也退化、衰落于城市。兼备包容性、多样性、秩序性、共同性的城市,是知识与哲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多样哲学和知识的繁荣也会回馈、反哺、成就城市。切入现实生活,揭示城市律动的范畴、命题、话语体系,是城市哲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城市哲学的最高境界、质朴境界,是用经过反思的理念、理论,回归、回馈、助推现实生活、城市世界。
  • 城市
    高春花
    2020(12): 15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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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哲学是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哲学表达。在日益走向城市化的当代中国,学术界以反思城市及城镇化问题为学科使命,沿着理论寻根、学术译介、思想重构的学术路径,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念与思想方法,借鉴当代西方城市理论的空间研究范式与空间城市观念,直面中国城市发展实践,开始了城市哲学的自觉建构行动。经过十余年探索与发展,中国城市哲学的知识图谱日益完善,研究方法趋于综合,学科体系逐渐完备,现实指导性愈发强劲,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哲学的研究框架、核心概念、方法论体系,呈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总体性知识论、总体性方法论、总体性实践论,为中国城市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王寓凡, 江立华
    2020(12): 16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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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间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造的过程。现实中由政府主导的空间再造往往偏重单一维度的物理空间再造,忽视了空间再造的系统性,容易导致搬迁贫困户面临“稳不住”和“难致富”的发展困难。而企业在空间再造的逻辑上尽管与政府存在明显差异,但也存在着逻辑耦合的可能。政府和市场力量进行良性的协作,实现系统的空间再造,有助于“后扶贫时代”贫困户实现“稳得住”和“能致富”。D县易地扶贫搬迁实践正展现了政企协作下的高质量空间再造实践,以及物理、社会和主观空间协同推进的机制与路径。毫无疑问,基于政企良性协作的易地扶贫搬迁,再造了一个满足贫困户多元需求的空间,有助于推动“后扶贫时代”农村搬迁贫困人口的市民化。
  • 社会与文明
    袁迎春, 朱力
    2020(12): 16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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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维稳困境的解释主要有目标-路径、政府-社会、制度-行动三类分析框架。维稳体制与地方经济社会环境是基层治理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因素;基层干部的群体心态是基层治理困境生成的主观因素;基层干部的行动策略的选择决定了治理实践的直接效果。结构性约束会影响基层干部的群体心态、治理策略,基层干部的群体心态会影响治理策略的选择,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具有能动性。“结构、心态、行动”三个因素的耦合,使得基层治理困境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 社会与文明
    付宇, 桂勇
    2020(12): 17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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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等教育影响社会心态的重要形式和渠道,学科/专业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为国内研究者所忽视。借助“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7)”数据并结合质性资料研究可以发现:专业教育对于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存在显著影响,理工科专业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为保守主义、建制主义和政治规避,而文科类专业教育的影响则集中体现为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感性驱动。学科标准化程度与目标-手段效应、学科时间分配对外部信息的挤出/引致效应、学科知识对象对现实的投射效应,构成专业教育影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三重机制。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专业教育影响,强化通识教育,形成“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联动育人的培养机制。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宋伟哲
    2020(12): 18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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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区管理规约的实践表明,目前民间规范的制定、实施、纠纷解决等环节或多或少地都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形成了政府部门主导民间规范的局面。这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不利于激发民间规范的活力,降低了民间自治的能力,使民间规范处于失灵状态,加剧了社会治理难度。未来要使民间规范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让民间规范的主导权回归到民众手中。民间规范的制定主体、制定机构的人员构成、制定过程中的民众参与、示范文本的功能定位、备案审查方式、民间规范纠纷解决主体是影响民间规范主导权的重要因素。把握好这六项因素,是保障民众主导民间规范的重要途径。
  • 青年论坛
    朱丛迁
    2020(12): 18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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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学艺术创作都体现着完人思维。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的完人思维比西方更为普遍,也更加彻底。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碉会显示自身的缺陷,这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神碉的至高无上、至善至美的完人品格形成鲜明对照。彻底的完人思维促使中国神话具有明显的神本位倾向,相较之下,西方神话系统则具有明显的人本位倾向。神本位倾向的神话是以仰视的角度看待神碉与英雄,在塑造方法和描写技巧上尽量将对象神圣化、神异化和神奇化,这一思维传统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幻想文学创作,从而呈现出与西方幻想文学的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