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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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全文

2020(2):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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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大变局中的国族认同——历史资源、现实问题与可能方案（刘笑敢，黄裕生，任剑涛，张广生，胡骄键，涂可国，夏瑛，章永乐）

2020(2):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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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出场形式，一种有机的共同体，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建构国族认同。国族认同关涉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未来。面对当前国族认同中出现的一些杂音，需要在长时段的大历史视野中，在复杂的全球大变局中，展开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和应对。从历史维度看，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整合力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实，需要超越传统文化，落实到现实层面，保障公民权利和基本利益，完善政治法律机制，切实夯实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和现代文明基础。去年岁末，《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联合召开“礼法之间：新国族认同”圆桌会议，在此基础上，我们约请专家撰写笔谈，现将专家们的观点分享如下。刘笑敢教授认为，从历史来看，家国认同分为通常状态与特殊状态两种，以大变局来思考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家国认同及其未来，可以看到两种趋势——家国认同的强化和弱化——在一段时间内并存。黄裕生教授认为，凝聚国民认同，首先应当通过三个方面的改善来化解：其一，使公共权力运作在程序上更加包容、开放、公开；其二，更充分尊重并保障国民个体那些不可让渡的普遍权利；其三，更充分地维护并保障与普遍权利相对应的基本利益。任剑涛教授认为，建构新的国家认同，需要在基点上高于两个既成的要素：一是要高于传统儒家文化，二是要高于目前暂时的文化需要。当下，解决国族认同问题，需要有大历史眼光，需要一套超越任何具体民族的诉求，真正属于国家层面的共同诉求的文化理念、国族机制与国家体制。而在诸社会要素中，政治法律机制对国族与国家建构的功能，远胜于文化传统的功能。张广生教授认为，传统中国一直保持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传统，其路径是礼法（政教）相维，目标是文明（天下）－国家，礼法分离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机制。如何弘扬大一统的精神，在国法和礼俗审慎分合的实践中重建文明－国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胡骄键副教授认为，儒家礼教传统存在一个国家“建构认同”的基本结构，可以从“为国以礼”和“以礼为教”两个面向来观察。以公民为主体的制礼和教化，是现代新礼教的两个基本面向，或为全球性国族认同提供一条儒家式解决思路。涂可国研究员认为，全球化虽然是世界大势，但也大幅冲击了国族自我建构、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础以及青年的国族认同，在放大新媒体功用的同时，也使其易于成为消解国族认同的手段，需要重点关注这三个方面的国族认同问题。夏瑛副教授认为，对于有被殖民经历的地区来说，国家主体结构变动后的反殖运动和国家认同建构力度的相互作用，构成国家认同的四种形态，其中，利益性认同和价值性认同的强弱变化，又影响着国家认同。章永乐副教授认为，在某些地方，肇始于殖民时代的文明等级论并没有成为过去时。极端分子的极端行为根本在于“恋殖心态”作祟，而恋殖心态又产生于近代列强构建的“文明等级论”。改变文明等级论的心理构造，需要硬实力层面继续的改变，更需要思想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主持人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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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大变局背景下的家国认同：自发情感与极端状态

刘笑敢

2020(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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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现代国家观与现代人的国家认同

黄裕生

2020(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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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迟到的建构：国族与国家的错位与接榫

任剑涛

2020(2):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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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礼法与现代“文明-国家”的建构

张广生

2020(2):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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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建构-认同结构：国族认同的儒家式化解之道

胡骄键

2020(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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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全球化背景下国族认同的困顿和着力点

涂可国

2020(2):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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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有形、有序的国家认同形态何以可能

夏瑛

2020(2):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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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恋殖心态”与文明等级论

章永乐

2020(2):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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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反思与展望

杨国荣

2020(2):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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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呈现两重性，即哲学的革命进程与走向现代的趋向。这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演化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各个具体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取得了多样的研究成果，在哲学理论方面也有比较系统的建构。然而，在纷繁多样的哲学发展形态之后，仍然存在需要加以反思的现象：哲学向哲学史还原，哲学趋向于专业化、学科化，与以上现象相关的是哲学的知识化，哲学作为智慧探索的根本特征则多少有所退隐。从更深层的方面考察以上现象则可以注意到，其出现与知性思维方式的泛化密切相关。这种泛化既表现为辩证法形式下的知性思维，也体现于各种形式的划界或单向进路之中。未来哲学的发展，需要超越以上趋向。这种超越既意味着史与思、哲学史与哲学以及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融合，也表现为对辩证思维的重新关注，其内在指向是在更高层面上回归哲学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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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情”的概念何以拓展——从先秦“情”“性”论辩到两汉六朝文论中的情文说

蔡宗齐

2020(2):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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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思想家和文论家所说的“情”的内涵和外延有很大差异。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情”是指不同层次上事物现象的本质。战国中晚期，“情”的意义向人的方面倾斜，开始和情感发生关系。战国时代关于“情”的讨论都是围绕“本质”“性”的主题展开的，而只有在讨论人性本质时才会论及人的情感。到汉代，“情”的核心内涵才逐渐被“情感”取代，最终成为几乎专指情感的名词。《乐记》和《毛诗序》将情与声音之文、语言之文、礼义之文相联系，从而将情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六朝批评家则将情的哲学概念引入文论，围绕情文关系深刻论述“情”的文学意义。思想史和文论中“情”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从而得以丰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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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构建中国阐释学（二） | 阐释逻辑中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辨——与张江先生商榷

朱立元

2020(2):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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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先生对阐释逻辑做了系统的思考，但是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其一，文中“精神科学”的提法值得商榷，该词在德国学界的使用源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在我国学界的使用则与现当代学科分类的历史形成和约定俗成有原则区别；其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时应该谨慎，圆周率π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修辞用法，和精确的定量分析并不相同，而用正态分布来论证公共理性的方法也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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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构建中国阐释学（二） | 阐释的循环和悖论

王宁

2020(2):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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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和阐释之于人文学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理论家或一个有着自觉理论建构意识的学者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一个或一系列能够引发学界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概念。在中文的语境下，阐释不同于诠释，前者在于扩大和阐发，后者则在于追踪其本源。相较而言，阐释的意义和价值更大，其目的在于创新。阐释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扩展对作品的理解的同时，往往会碰到另一个问题：阐释的界限。阐释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阐释走上了极端，那就必定远离作品的原意而导致过度的阐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过度阐释也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要区分有效的阐释与过度阐释，以便发现某些过度阐释可能存在的有效性。诠释是没有终结的，阐释更是如此，它如同一个循环，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悖论。任何理论如果不经阐释就没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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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构建中国阐释学（二） | 阐释的无限及限界：以中国经学阐释学为例

刘成纪

2020(2):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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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阐释学多集中于文本问题的讨论，但它终究是个哲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只不过是一个中介，它对外联通世界，对内接引心灵。世界和心灵的双重无限，决定了文本阐释的无限。以此为背景，在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人为了达至真理性认识必须借助阐释，但一旦诉诸阐释就必然不是事物本身。这种存在于阐释活动和阐释对象之间的悖论，使了无终局成为阐释的命运，也使阐释史成为“猫鼠之间的永恒游戏史”。据此，为阐释划界，更多涉及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阐释对象为人而存在的价值。从中国传统经学阐释学看，实现这种价值的主体不是阐释者，而是权力和制度。这为建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提供了一种异化形式。同时，在阐释学领域，共识的达成往往预示着阐释的终结，就此而言，它最好是一个永远悬于未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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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重写中国思想史”发凡——中国思想史若干重大问题的反思与构想

祁志祥

2020(2):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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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目前积累了不少成果。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梳理及分析提炼，成就有目共睹，缺憾也不容回避。需进一步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是“封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及社会形态的分期？什么是“启蒙”，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否存在“启蒙”，可否用“启蒙”作为把握中国思想史脉动规律的抓手？为什么说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的时期不是魏晋而是周代？叙写中国思想史，将“五经”及史书排除在外是否合理？如何理解汉代思想界儒家与道家此消彼长又相互统一的特征？如何厘析“魏晋风度”的内涵，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正视其负面影响？为什么不赞同“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的现有提法，而提出“隋唐宋元儒学”与“明清启蒙”的分期概括？思想史的考察重点到底应当是“物”还是“人”？基于上述诘问，发出“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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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社会与隐私保护 | 数据利用的根本矛盾何以消除——基于隐私、信息与数据的法理厘清

彭诚信

2020(2):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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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是现代数字社会中现存的一对主要矛盾，而厘清数据、信息与隐私三者的法律界限与法律属性是解决这对矛盾的理论前提。简单说，隐私的法律属性是人格权益，它只能被自然人享有，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被转让与利用；信息的法律属性尽管亦为人格权益，其权利主体可以是所有类型的民事主体，即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等，但此种人格权益经公开化权或商品化权转化后的财产利益，可以被他人转让与利用，只不过需要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数据（狭义理解，即经清洗、加密等脱敏手段处理后无从识别信息主体身份的信息）的法律属性是财产权益，其权利主体可为任何民事主体，可以自由转让，且无须也无从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隐私、信息与数据三个概念的法理厘清，不仅为能否利用数据、信息提供了法理支撑，而且为如何利用数据与信息的具体制度设计提供了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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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社会与隐私保护 | 数字社会中的隐私重塑——以“人脸识别”为例

王俊秀

2020(2):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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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数字社会化过程，使得个人隐私遭受侵犯的问题凸显，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代表的各类新技术，一直在人们普遍的隐私焦虑、微弱的隐私保护和无奈的隐私交换中快速推进。数字社会的隐私呈现出两个新特征：一是隐私信息化，信息时代的隐私典型形态是数字的；二是信息隐私化，在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和使用中，一些原本不属于隐私的个人信息成为了隐私。数字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重新界定隐私的边界，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应该遵循八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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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网络游戏为何流行于乡童世界——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研究

李涛

2020(2): 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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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孩童的“神圣权利”，也是孩童真正的“老师”，它能够教会孩童“独立行走”。在中国乡土，缘于“传统游戏”公共土壤的消亡以及“网络游戏”的显著比较优势，乡童世界的游戏内容迅速实现“网络游戏化”。“网络游戏”对于乡童而言，除自身更富“安全性”和“吸引力”以外，还具有显著社会功能：“网络游戏”类似于男性成人世界社交中的“香烟”，具有重要的公共社交功能；“网络游戏”背后的“网络化生存”解构了乡校“知识”“关系”“空间”与“时间”四重权威，具有重要的意义再造功能；网络游戏作为一种“上手状态的武器”，对抗乡校四重权威背后以“规训”与“禁止”为内核的日常教育“治理术”，具有重要的工具理性功能。有鉴于此，根治网络游戏顽症亟需重新理解乡童世界隐秘“小人国”的自在自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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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政治与文明 | 西方身体政治的困境与出路 || 身份政治：根源、挑战与未来

谭安奎

2020(2): 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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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与承认和差异密切相关。在古典时代，承认被认为建立在血气和荣誉的坚实基础上，但它也在一个伦理化的等级秩序中得以安顿。相反，由于泰勒所说的“大脱嵌”，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反而让承认问题变得更为严峻。试图以平等的个人权利实现普遍承认，这一思路一方面难以为与经济平等相关联的承认提供理论辩护，同时又无法回应对个体认同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群体差异问题，从而要承担政治认同走向瓦解的风险。基于本真性自我的预设，重思契约论对于建构“人民”共同体的理论意涵，或可发掘出现代国家共同政治认同的根基。建构性的人民主权者作为一个基于特殊政治关系的共同体，也有望为经济正义意义上的承认诉求提供道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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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政治与文明 | 西方身体政治的困境与出路 || 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

马华灵

2020(2): 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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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知识界日渐弥漫着一种盛世危言：美国自由主义处于危机之中。美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根源于两大病症，一是民粹主义的外部病症，二是身份政治的内部病症。马克·里拉认为，身份政治的问题是没有公民政治。因此，他号召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但是，里拉的公民政治方案的问题是没有身份政治。身份自由主义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而公民自由主义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两者都割裂了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公共自由主义。公共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既是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也是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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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中国家庭与人口红利新解 |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

翟振武, 刘雯莉

2020(2):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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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粗结婚率的下降、粗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上升背后，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婚姻推迟的影响，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2000—2017年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普婚仍旧是我国婚姻的突出特点。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仍旧很高，且经历过结婚事件的人群中初婚者占绝大多数，离婚、再婚者的比例很低。年轻群体中婚姻年龄在逐渐推迟，但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状态，同队列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婚姻的推迟，离婚、再婚现象的增多，其背后有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家庭观念转变、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我国婚姻的不稳定性有所增强，但还没有改变我国人口整体上普遍结婚的事实。因此，对时期指标的运用和解读，应当更加科学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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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中国家庭与人口红利新解 | 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红利——从劳动参与率到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转型的实现路径

李竞博, 原新

2020(2): 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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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是长周期的动态过程，伴随人口转变不同时期的规律性结果，人口机会窗口的表现形态呈动态变化，人口红利形态也随之动态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数量型人口优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及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需求的有机结合，积极的就业政策和高劳动参与率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升高，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发生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积累雄厚的人力资本后，成为促进经济增长转型的积极因素。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是继续收获人口红利和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求，而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产业内部高级化转型，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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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

仲伟民

2020(2):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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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对晚清几十年承上启下巨大社会变迁的准确概括。但如何评价晚清，在学术界却有极大争议。目前学术界对晚清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维度或视角，但这两个维度或视角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全球史的视角重新研究和评价晚清，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晚清时期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被彻底颠覆，正是在此意义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之所以能有所谓“同治中兴”，是因为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列强也得益于清政府对外立场的转变，可以在华谋取更多利益。因此，晚清时期中外合作是主流，是清政权能够延续近半个世纪统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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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恶缘何平庸——列维纳斯论恶与神义论诱惑

刘文瑾

2020(2):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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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维纳斯看来，恶之平庸在20世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存在的坚硬和理性的暴力，也由于拒绝面对他人的痛苦和主体自我中心化的戏剧，恶在20世纪的独特表现便是被合理化。这种合理化使恶显得不再耸人听闻，造成了恶的放纵和根本恶的后果，导致了恶之平庸与根本恶的共生。因此列维纳斯拒绝认为恶可以得到理解——在他看来，这是神义论的根本问题所在。然而这并非拒绝思考恶，而是邀请人们以同他人“面对面”的方式来超越恶，由此，恶的不可理解性指向了超越性。列维纳斯的哲学倾向于建立一种以面对面的人际秩序为一切秩序之内核的别样的现代性，这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重建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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