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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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全文

2020(6):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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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媒介技术驱动下的人类文明：转型与重塑（胡泳，陈龙，李春雷，孙玮，彭兰，陈霖，曾一果，张丽军，张艳梅）

2020(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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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新的网络生态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的影响日渐深刻，5G、6G加速到来所引发的变革更有可能溢出传统媒介理论的视野与框架。为深入研究媒介技术与文明转型之间的深刻逻辑关系，厘清媒介技术创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变中的地位和效用，回应社会转型和治理的殷切需要，2020年1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共同举办了“媒介技术与文明转型”学术研讨会，试图探究新媒介环境下人类文明的嬗变路径与未来图景。
胡泳教授认为，数字化革命远未结束，人类需要解决的数字社会基本问题复杂而棘手。因此，他呼唤启蒙2.0的到来，期待社会共同致力于建设一种更具自我意识，同时又深深嵌入社会的自治模式。陈龙教授认为，新技术文化资本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资本概念，成为一种社会新宠。新的叙事模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算法成为衡量传播力的重要因素，将推动媒介生产效能的大幅提升。李春雷教授指出，以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重塑着时空观，不仅为现代文明拓展了新的平台和载体，还在真正意义上构建了一套有效的传播系统，甚至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孙玮教授认为，人类文明已进入“媒介化”生存阶段，技术发展已经使得媒介全面侵入主体，使媒介成为人们的基本存在方式，长久以来外化于人类的媒介正在不断地嵌入人类自身，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媒介。彭兰教授指出，新的人－机关系或许会使今天以人为主导的信息文明演化为人与机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机文明”。这种新的文明既可能延续与丰富人类文明，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偏离人类文明的既有轨道，进而酝酿风险。技术将为人、机器以及文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陈霖教授认为，媒介技术促成的图像生产和传播正在使所有文化都成为视觉文化，人类文明呈现出高度视觉化的特征。媒介技术作用于视觉的过程，本身即是文明的产物，而其间出现的矛盾冲突，则折射出文明的困境，构成了文明的视觉压力。曾一果教授审视了网民大众借助“新的自我技术”塑造和建构多样化“自我形象”的现象，指出“新的自我技术”在拓展和丰富自我形象的同时，亦使人们的自我认同出现严重问题，启蒙意义上的同一性自我走向终结，算法技术操控下形成的只是“数字化自我”。张丽军教授认为，面对新智媒时代人类可能丧失生命自由意志的危机，应充分彰显艺术的价值，以此超越技术框架并获得生命解放，在充分认识、理解并思考新智媒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与新智媒技术对话的新时代艺术作品。张艳梅教授阐释了后媒介时代的伦理隐喻，指出它既是人类想象世界的一种方法，也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一种可能，人类应该对人性伦理始终保持谨慎的信任。
——主持人　叶祝弟　张蕾　杨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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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呼唤启蒙2.0——人类意识的范式转变与革命

胡泳

2020(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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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文化转型：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

陈龙

2020(6):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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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媒介技术与现代文明的演进逻辑

李春雷

2020(6):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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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媒介化生存：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

孙玮

2020(6):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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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人－机文明：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文明

彭兰

2020(6):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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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媒介技术与文明的视觉压力

陈霖

2020(6):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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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从“自我技术”到“技术自我”——社交媒介时代自我形象的技术性塑造

曾一果

2020(6):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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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智媒时代的人文危机与艺术拯救

张丽军

2020(6):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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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后媒介时代的伦理隐喻

张艳梅

2020(6):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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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之四） | 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

孙周兴

2020(6):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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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或一般学术）具有强烈的“翻译”性质。而今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学术事业本身的推进，广义的“翻译式学术”时代就要过去了，也可以说，现在是走出“翻译式学术”的时候了，当代哲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在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中，当代哲学将取得“未来哲学”的形态，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方向转换。其未来使命在于：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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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之四） | 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

陈恒

2020(6):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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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面对学术全球化时代，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三大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持清醒的态度，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逻辑，以积极心态汲取域外优秀文化。今日中国的发展呼唤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尽快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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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的垂直民主尚贤制及其启示

贝淡宁, 由迪

2020(6):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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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四十年的崛起与其独特的政治模式密不可分。该模式具有鲜明的尚贤特色，并融合了民主与试验的要素，可被概括为一种基层民主—中间试验—上层尚贤的垂直民主尚贤制。该模式也是一种能够激励现实的理想，即便它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较大差距。该模式虽然难以被不具备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似的国家模仿，但其中的某些要素仍可以被其他国家有选择性地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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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构建中国阐释学（六） | 文学史研究的公共理性与有效阐释

程光炜

2020(6):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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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时代公共理性”这一大视野，对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文学史研究的公共理性”的小视野更重要，即研究者不能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要根据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看起来已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阐释有边界，并非要限制批评家解释作品的权利，而是要求批评家在作品解读之前，应了解作品发表时的周边环境，如时代气候、文坛潮流、社会转型矛盾，尤其是作家选择这个题材的原因、塑造人物时的人生处境和思想情绪等，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加以主观评判。公共理性是检验阐释有限和无限的标准之一，在此前提下，“作者意图”显然应进入关注视野，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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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构建中国阐释学（六） | 有效阐释的边界——以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研究为例

洪治纲

2020(6):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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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阐释必须从作品出发，让阐释主体与作品之间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才能获得理性意义上的说服力。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思潮研究中，有些论文要么在参照目标的选择上不够严谨，要么在作品择取上缺乏整体意识或以偏概全，导致阐释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文学阐释的多样性与作品的开放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微妙的博弈。作品的开放性并不意味阐释的无限性。阐释的边界既包括作品本身，也包括附着于作品内外且影响作品内涵的诸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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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构建中国阐释学（六） | “阐释”阐释了什么——兼论作为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的可能性

张任之

2020(6):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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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国阐释学研究，对于阐释主体和阐释活动都有着深入的思考。相对来说，作为“阐释”之第三维的阐释对象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文本或语言被视为当然的阐释对象，但阐释对象是不是仅指文本或语言？借助西方阐释学对于“语法的阐释”和“心理学的阐释”的区分，可以追究文本或语言背后的阐释对象，即体验。通过对体验这一最终阐释对象以及对其理解和把握的现象学分析，可以理解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一种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得到理解和拓展的、跨文化与跨文明的“深层阐释学”，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发展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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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胡键

2020(6):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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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确需要中国式原创。但是，任何创新都是以历史知识为前提并借鉴外来的知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一文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但不少证据材料却是其他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国农村的观点和材料，用历史的材料来证明现实，是不足为证的。此文强调“祖赋人权”就是一种所谓的“血缘理性”“中国理性”，但理性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血缘不是人为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是生理行为的结果，也就是生物性。生物性上的祖仅仅是赋予了人的生命，生命之外的其他权利几乎都是政治理性的结果。此文还把“祖赋人权”与西方启蒙主义倡导的“天赋人权”对立起来，但是认真追溯历史会发现，基于祖先崇拜的所谓“祖赋人权”，是以王权、君权为纽带，把帝崇拜、天崇拜与祖先崇拜对接起来而形成的。换言之，远古的中国早就以“天命”为至上的权威，人间的所有秩序与权力，都是在“天命”之下而被打上了政治理性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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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社会福利的平衡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弹性调整 | 福利距离、地域正义与中国社会福利的平衡发展

岳经纶, 方珂

2020(6):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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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福利的不平衡发展，表现为福利资源的配置在城乡之间、职业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差异。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因个体社会身份（城乡、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可以概念化为“福利距离”，而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平等程度则可以用“地域正义”概念进行考量。社会福利不平衡发展的机理可以用“福利距离”和“地域正义”两个概念来加以解释。尽管新世纪以来社会政策的扩展通过覆盖面扩大、制度整合以及空间均衡缩小了群体间和地区间的福利差距，但“福利距离”和“地域不正义”的遗绪依然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福利制度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对此，可以在“社会中国”的理念下，强化“社会公民身份”和“人类需要本位”的政策理念，创新社会政策，不断调整“福利距离”，提升“地域正义”，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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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社会福利的平衡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弹性调整 | 后疫情时期我国社会保险的刚性与弹性——“费与税”的类型化构建

朱海龙, 唐辰明

2020(6):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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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方式、保险制度的改革研究，应当注重分析其在日常运行背景与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的区别及相应的法理分析。税收方式因其立法价值与目的、法律属性、权源及其正当性、法律稳定性等与社会保险的属性及功能价值相匹配，故适用于在社会保险体系日常运行背景下的社会保险制度；而行政事业性收费却因其灵活性、易于调整特征、专项性而适用于满足在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社会保险的紧急性、偶然性与特定性需求。故应当构建类型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即对应日常运行的基本税与对应突发事件的附加费并存的社会保险收支体系，以稳定总体上的社会保险领域，提高民生质量，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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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社会福利的平衡发展与社会保险的弹性调整 | 破解养老金困境亟待建立全要素贡献型养老金制度——兼回复相关质疑

李军

2020(6):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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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因人口老龄化而不可持续，基金制又因长寿风险而降低养老保障的有效性，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不利于养老金来源基础的扩大。这些因素导致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养老金本质上是社会对老年人过去劳动成果的补偿，现行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单要素即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与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报酬无关，这是现行养老金来源制度设计的一个系统性缺陷。建立全要素贡献型的养老金来源制度，是解决养老金可持续性问题的根本出路，短期内可采取将所得税划转为养老金的方式。养老的本质是代际交换，不仅涉及经济层面的代际关系，也涉及社会道德、伦理等多层面的代际关系。构建多方面的和谐的代际关系，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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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思想史方法及其限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

张亮

2020(6): 1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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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学”在学术发展日趋规范之后，先后发展出文献考订法、思想阐释法和差异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规范化研究方法，并在近四十年中表露出一种明显的方法论的“解释学转向”。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客观上曾经促进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发展，但是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提出了新要求。通过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一方面需要历史认识与把握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批判神话这些研究方法的做法，认识到这些方法的限度。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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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机制 | 阐释、批判与建构主义：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立场解释

向勇

2020(6):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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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的实践发展迫切要求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建设，文化产业研究范式是文化产业理论成熟的标志。文化产业研究范式包括阐释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立场选择。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活态阐释，表现为对话式的公共阐释、侧重行动姿态的互动阐释。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指向知识建构、审美建构和智力建构。批判主义文化产业研究以批判性思维进行价值批判和文化批判，但区别于文化批判主义。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可以作为当前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一种选项，具有批判性反思、情境主义和实践建构特征。不同的研究范式选择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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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机制 | 文化产业类型新探——基于发生学的建构逻辑

宗祖盼

2020(6): 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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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研究是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核心议题。传统文化产业分类法主要包括“统计标准划分法”“产业形态划分法”“运作模式划分法”等。从发生学的思维出发，文化产业的类型可以从它满足人性精神需要的属性中去建构，目的在于探索文化产业的本质及其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并揭示文化产业发生的合理性。基于此视角，文化产业可以划分为“审美型”“游戏型”“符号型”和“知识型”四种类型。文化产业的发生根源于人性的精神需要，是人类“审美追求”“游戏宣泄”“符号占有”和“知识获取”需要的现代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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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机制 | 转向与超越：文化创意人才激励机制构建

柳杰

2020(6): 14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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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又一新的增长点和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而人力资本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如何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构建较为科学的文化创意型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成为当前文化创意产业转向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法律激励、政策激励、文化环境激励、个人及团队等激励机制要素的变化，决定着创意型人力资本的行为选择，从而影响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未来路向。其中，法律激励的核心在于保护创意型人力资本的成果，政策激励的核心在于留住人才，文化环境激励的核心在于培养创意土壤，个人及团队激励机制的核心在于为文化创意人力资本提供生活保障，而贯穿上述激励要素的共同线索在于对当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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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缘起、结构与议题

周光俊

2020(6):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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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运动的兴起以其国际化的态势前所未有地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分离运动的治理不仅在民族国家与地区区域内展开，而且全球范围也在探索建立治理机制。已有的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的基本结构包括：民族国家的分散治理、地区区域的协同治理、全球范围的共同治理、非政府组织的辅助治理。推动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的本土化、防止族群分离走向合作抗争、避免族群政治组织化、阻止族群借助国际法上的自决权、用呼吁替代退出、防止分离运动走向暴力恐怖活动是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的核心议题和主要经验。不过，由于族群分离运动本身具有的特性，族群分离运动的治理仍然不得不面对议题的分散性，尤其相关治理机制的建立仍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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