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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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全文

2021(1):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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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赤字货币化：现代货币理论的挑战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革新（吴晓灵，陈道富，易宪容，周皓，王涵，杨涛，李黎力）

2021(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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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还未让世界经济走出阴影，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令世界各国财政陷入拮据、债务激增，“赤字货币化”又一次步入全球公众视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一般都会引发经济理论的革命和经济政策的革新。传统救市意义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不断放大通货膨胀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不断延展下一轮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机。那么，以“赤字货币化”为表征的现代货币理论之功用和边界如何界定？现实财政、货币政策之问题和根源来之何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破解的路径与创新的空间又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论辩。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本刊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现代货币理论的挑战与宏观研究政策的革新”，希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新发展格局中，在巨国模型的数字化转型中，探索更契合中国发展的新经济学理论和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吴晓灵研究员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加、传统经济与新经济交融发展的时期，必须关注现代货币理论和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更加关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及有效性，尤其是提升预算的质量。陈道富研究员认为，现代货币理论的适用性不仅在于“熬过”——突破制度性的自我约束，临时采取一些直达实体经济的结构性政策工具，而且在于“回归”，因为突破自我约束的融资容易上瘾，并形成“路径依赖”和“方向锁定”。中国当下无需突破“赤字货币化”的戒律。易宪容教授强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纾困计划——以财政政策大规模举债，再以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不完全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关键问题是赤字货币化的资金的管理与运用。由于欧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还是未知数，依然可能全面推高市场资产的价格并加剧全球市场风险，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周皓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下，欧美日的总量政策和中国的结构性政策带来了不一样的结果，后者比前者更为有效。中国可以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说“不”，依据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来制定特殊的金融和经济改革政策。王涵认为，新发展格局下“去杠杆”仍是金融政策的重要任务。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结构性货币金融政策予以配合，需要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创新、助力居民收入提高。杨涛研究员认为，面对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经济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数字金融模式的变革，尤其是以数字货币为核心的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李黎力副教授认为，只有回到现代货币理论的具体语境，才能摆脱思想误区和学理偏见。现代货币理论仍有其洞见价值，中国当下可以适度破除“稳健财政”中“赤字率”的传统禁忌，适应经济和社会需要开展财政活动，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主持人　李梅　孙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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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预算的质量：货币理论分歧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点

吴晓灵

2021(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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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熬过”与“回归”：现代货币理论的现实约束与适用边界

陈道富

2021(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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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等于财政赤字货币化

易宪容

2021(1):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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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说“不”

周皓

2021(1):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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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结构性货币政策：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政策工具须组合发力

王涵

2021(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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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金融新基建的核心：“巨国模型”+ 数字货币

杨涛

2021(1):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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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危机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的思想误区和学理破解

李黎力

2021(1):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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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重识中国与世界（二十七） | 大国发展史视野下中美对视的定位与未来

陈晓律

2021(1):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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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的发展已经不再仅是其内部事务。所有国家都渴望发展，而发展必然带来力量态势的变化。各国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下如何生存，已成为现代世界一个重要的课题。考察近代以来荷兰、德国、英国等国的发展历史，总结其成败得失，可以得出大国发展中的一些共性经验：要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建设问题；构建有利于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始终把基础科研教育和制造业作为国家发展的主业；保持忧患意识与艰苦奋斗精神等。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大国发展的最新动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相互塑造的特殊过程中，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但始终应该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应坚定做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要向世界证明自己体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认真解决此前迅猛发展遗留下的社会隐患；让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企图最终变成美国的自我孤立；树立“发展中大国”的国情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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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真问题”和“落脚点”

贾康, 张晶晶

2021(1):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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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货币理论”因近年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实践中具有突出表现，且未出现通货膨胀威胁等现实问题，似乎对大国实践产生了指引作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受阶段转换、中美关系紧张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三重因素”叠加影响，财政扩张性政策不得不频频加码。对此，有关“赤字货币化”的三个“真问题”——“赤字货币化的安全区”“赤字货币化协调机制的优化”“财政支出的综合绩效”，必须予以充分重视。“赤字货币化”所有的学理讨论与实际追求，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服务解放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关键任务是以高水平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助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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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重构及其效应评估

孙乐强

2021(1):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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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从活劳动的主体维度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作为社会总体智力的“一般智力”被诠释为公众具有的普遍潜能，即“智力一般”。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现实抽象”“固定资本”“大众智能”等的全新理解，建构了富有特色的自治主义批判理论和“认知资本主义”范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过，他们的当代建构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过度泛化了“一般智力”和“固定资本”的科学内涵，混淆了“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作用形式”，带有鲜明的一般智力决定论倾向，由此解构了阶级逻辑，在斗争策略上陷入后现代主义的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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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不宜设定制造业占比指标

赵伟

2021(1):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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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十四五”规划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规划中应设定一个制造业占比指标。但是，以制造业立国的先行工业化大国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末期后三产化迭起、制造业占比下降是个普遍现象，“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包默尔病理说”分别从理论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而生产性服务业自制造业析出则给予统计学视野的解释。我国“十三五”以来已进入工业化收尾期，三产化趋势凸显。“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还是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继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实力并无异议，但是硬性提出一个制造业占比指标，不仅有悖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而且不利于贯彻中央新近提出的“十四五”期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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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反思与纠偏：科学决策的必要环节

桑玉成

2021(1):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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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化程度日益提升，对于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今天的公共决策具有波及范围广、权威性强、可塑性小等显著特征，因而与过去的公共决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任何公共决策都有可能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而发生偏差，所以反思与纠偏就是科学决策的必要环节和基本要求。可以通过调适性纠偏、终止性纠偏、易人性纠偏等不同形式来对既定的决策进行修正，使其更加符合科学决策的要求。在决策活动中，需要确立反思与纠偏的意识，把握反思与纠偏的时机，并建立健全反思与纠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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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国家从未离场，何须找回——兼与任剑涛教授商榷

刘建军, 莫丰玮

2021(1):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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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欧美国家逆转全球化性质的事件频发，让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困境的讨论进入一波高潮。现有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国际公共安全事件的暴发，全球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都迎来新挑战。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并非对立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影响，国家治理结构的调整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会影响全球治理模式的升级，全球治理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将落到主权国家层面。从国家理论的视角看，在全球治理中国家未曾离场，也不会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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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粉丝批评的崛起——粉丝文艺批评的形态、策略与抵抗悖论

李雷

2021(1):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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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社交化的当下，粉丝们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盗猎”活动不再是单独的、私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的、公开的过程。由不同粉丝群体结成的大大小小的阐释共同体，使得粉丝文艺批评逐渐崛起为一种新型的文艺批评形态。与学院派批评不同，粉丝批评多采取沉浸式文本解读，这主要体现在沉浸于文本所营造的切身的虚拟现实及相关文本所带来的持续性情感记忆。粉丝批评合法性的确立，建基于文艺批评公共领域的有效建构，但粉丝社群的圈子化、狭隘性和排他性等弊病，及其文艺批评呈现出的“信息茧房”趋向，使其容易封闭于自身所严格设定的价值观、本真性、文本等级之中，从而破坏了文艺批评公共领域的构建，并限定了其文艺批评的价值与文化抵抗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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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 | “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及其规制

张爱军

2021(1):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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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算法带来治理效益的同时也会生成新的社会风险即“算法利维坦”。“算法利维坦”是“利维坦”的智能技术形态，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算法逐渐成为建构人们生存环境的重要甚至决定性力量，人们逐渐成为算法的附庸，臣服于算法程序监控之下，国家权力运行与社会治理日益依赖智能算法的维持。算法对人们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具有反噬作用。“算法利维坦”在西方政党政治中表现为算法意识形态越位、算法选举越位、算法民调越位和算法政治谣言泛滥。“算法利维坦”权利让渡的半契约逻辑引致技术理性至上的绝对权威逻辑，并最终指向算法技术越位。算法技术越位所造成的后果与其生成逻辑具有内在关联，“算法利维坦”存在公民权利让渡导致算法权力越位的风险，存在算法政治越位导致“人的政治”终结的风险。算法风险规制旨在使智能算法服务于“人的政治”。从平衡逻辑推演，算法风险规制需以算法对抗算法、以舆论监督舆论、以公民权利约束公共权力、以边界剃刀制约边界剃刀等方式防止算法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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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 | 警惕公共治理中算法影子官僚的风险

郑崇明

2021(1): 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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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改善公共管理绩效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治理风险。在商业逻辑的支配下，算法公司可能通过程序设定将算法植入公共部门，并将算法优势嵌入公共部门的投入、过程与产出等环节，以期为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制造机会，进而充当算法影子官僚，不断扩大算法权力在公共领域的影响。算法影子官僚以盈利思维驱逐公共价值，以算法权力消解公共权力，以算法秩序支配公共领域的资本逻辑将严重背离人本价值，致使公共部门日益空心化。政府与算法影子官僚在本质上是委托代理的关系。因此，消除算法影子官僚对政府潜在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降低算法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算法不对称，治本之策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公共治理，避免政府过度依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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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多级所有与权利嵌入：论个人信息的群己权界

李风华, 易晨

2021(1): 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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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的个人信息权利是一个新型的群己权界问题。从基础权利归属来看，由于个人信息的所有权无法做到清晰、绝对和完整，个人信息私有观和公共观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个人信息的多级所有是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权利结构中，国家拥有个人信息的终极控制权，企业等机构有权合理积极利用个人信息，同时尽可能地保护个人隐私和自由。在权利实践路径上，个人信息多级所有采用一种权利嵌入的过程，而不是粗率直接的权利分割。也就是说，各种个人信息所有权的配置将依据具体的事件和条件而实施。其具体的权利嵌入方式有保管性权利嵌入、公益性权利嵌入、商业性权利嵌入、研究性权利嵌入、政治性权利嵌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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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1964年民法典草案的政治经济学化——兼论现行《民法典》中政治经济学条文的处理

徐国栋

2021(1):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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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国在第二次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与影响，从民法调整财产关系入手，采用财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逻辑，找到了民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切合点，即两者的规制对象都是生产关系。在此背景下，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路起草的民法典草案，遵循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基本理论框架，但因为缺少法技术要素而最终宣告失败。1979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借助于翻译1964年《苏俄民法典》以及其他的学术资源，1982年的民法典草案基本实现了去政治经济学化。该草案也成为我国现行《民法典》的基础，但其中少量的政治经济学条款仍以隐含的形式保留在现行《民法典》中，对此宜进行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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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人口转变与家庭建设的新动向 | 从人口转变到家庭转变：一种理论分析思路

宋健, 张晓倩

2021(1): 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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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理论通过对历史经验和实际资料的分析，反映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不可逆转的变化趋势，是人口学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在家庭研究中，借鉴人口转变理论中“区分重大转变与寻常变化”“总体与要素相结合”以及“方向趋同与模式存异”的分析思路，有助于厘清纷繁复杂的家庭现象背后家庭转变的逻辑与轨迹，更好地回答家庭“是否变化”“发生何种变化”“怎样变化”等问题；有助于把握现代化背景下，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家庭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性，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家庭领域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基本的转变方向——结构从紧凑型向松散型转变，关系从集权型向分权型转变，功能从复合型向网络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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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人口转变与家庭建设的新动向 | 低生育率社会的家庭制度建设

任远

2021(1): 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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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制度是影响人类生育的基础性制度。我国在完成人口转变以后，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完善家庭制度建设、实施有效的家庭政策，是支持和服务生育，促进实现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议题。对于生育问题和生育政策的讨论，需要转到家庭政策关节点上，重新思考家庭的功能、国家制度和家庭发展的关系。完善低生育率社会的家庭制度建设，需要思考和定位作为家庭制度的计划生育制度的未来发展，需要通过家庭制度建设来支持和服务人类生育，需要协调家庭政策和生育政策的关系，实施与生育友好兼容的家庭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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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伦理学之后”的实践哲学：对老子形而上学的模型论解读

邓晓芒

2021(1): 14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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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模型论”来分析老子的形而上学，可以更为准确和清晰地解读老子《道德经》中所呈现出来的“伦理学之后”的理论体系。在作为“总纲”的第一章中，老子的“道”以宇宙生成论为模型表达了“常道”的实践本质，即无名、无欲和无为的实践原则。在这一模型中，道作为“生”表明了宇宙整体之所以统一的原因，作为“一”则体现了宇宙整体统一的方式。道的运行模型体现了从无中生有到有无相生的辩证法，但这种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一旦老子的实践模型从人生隐喻坐实为可供操作的独门绝技，就将失去其提升道德的作用，而成为老谋深算地混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生存策略；从清高恬淡、超然物外的高尚的人生境界堕落为圆滑阴损、精于算计的处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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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审美人文主义及其敌人

刘旭光

2021(1): 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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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审美活动的立场与方法，认为“审美”是一种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生成的“人类活动”，目的在于推动个人之成长、社会之进步与人类之发展。只要坚持这个信念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审美的发生、构成、机制、意义及价值的，就可以纳入“审美人文主义”范畴之内。因此，有必要对执区隔论的社会学的审美研究、脑科学所进行的神经美学和当代诸种对审美进行庸常化的理论，进行反驳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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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三种“理论—事件”关系型与中国后理论选项研判

刘阳

2021(1): 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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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发生时呈现为事件，但其后的发展逐渐失去对这一本性的敏感。因为理论基于语言论的进展而致力于祛魅，却与自身得以存在的基本估计形成悖论，为掩饰这一悖论的起点而反复操演，其吸附性印证了晚近后学所揭示的在场幻觉。这并非以观察沉思即事件的发生为词源的理论之本性。这种本性使理论每每自然地暗合于文艺实践，即不是意图去解释现实而生产意义，并相应地固化符号区分关系，而是出于理解未来的陌生感，与文艺实践一样在语言中创造意义并不断打破符号区分关系，成为晚近后学所同样揭示的差异性重复事件而积极兼容政治。这由此指向汉语书写对后理论的可持续支撑前景，提供了后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学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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