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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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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1(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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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正步入深度算法社会,算法技术影响下的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革,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方式逐渐被重新定义。与算法共生、与算法同行,成为算法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演进,信息和知识呈现出高度集中和规模化的趋势。这一方面使社会步入算法福利时代,打破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效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算法的强势崛起及在各类场景的广泛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人类的替代和主宰,每个个体都成为被算法规训的“数字人”,社会分歧也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面对算法时代的新趋势、新现象,社会如何思考算法,个体和文化如何应对“算法化”的生活,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绕不开的课题。为此,2020年12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中国图书评论》杂志联合举办“算法社会:智能传播时代的文化走向”学术研讨会,邀请各领域专家,共同探索算法时代的文化走向与社会发展趋向。
    王冬冬教授认为,算法时代,人们可以精确匹配到需求和偏好的信息,但算法局限于对人们过去行为的筛选和总结,使人们的未来面向被限定,自身理性逐步流失。因此,一场算法的“启蒙运动”亟待推动。周志强教授指出,算法社会中的文化逻辑在于算法置身于人们的生活体验之外,却承担了欲望客体的执行者功能,人们的经验(快感)必须借助算法才能按部就班地得以实现,算法社会呈现出一种“快感错位”的状态。彭兰教授呼吁培养一种与算法社会相匹配的算法素养。一方面要接受算法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要接受算法的基础——算法思维的挑战;另一方面要帮助人们认识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高防范、对抗风险的能力。孙萍博士认为, 在当下的数字社会,算法正在由工具、实践的层面抵达社会安排和制度规范的层面。人类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将个人对于生活的诸多决定权让渡给了算法。“算法化生存”将成为人类新的历史叙事模式。张跣教授通过对“量化自我”“受众劳动”“破坏性创造”三个概念的分析来寻找理解算法社会的新思路。他认为,算法社会的“破坏性”归根结底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其带来的不是文化之死,而是更为多彩的文化。刘超教授指出,算法时代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都发生了撕裂和异变,同时,算法造成了知识人与现实世界及意义世界的有机联系被剥离。应对这种挑战,需要理性、德性、人文、法律和制度的综合力量。王鑫教授呼吁转换理解的方式,她认为反思算法社会中人与算法之间“新困”的主旨不是解构而是建构,应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转换理解科技(算法)的观念,知道“算法想要什么”,并与算法构成和谐“共生关系”,这将成为解决人与算法困境的通路之一。王敏芝副教授认为,算法的快速发展使人的数据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人信息也因此脱离个人控制,人逐渐成为“透明人”。当算法深度嵌入社会生活,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让科技以最小的代价造福人类。汪靖博士认为,偏见不完全等同于歧视,偏见体现了技术的倾向性和价值观。面对算法偏见,我们需要认清在既定社会环境下的公平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努力减轻算法偏见的不良后果。
    ——主持人 张 蕾 孙冠豪
  • 圆桌会议
    王冬冬
    2021(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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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周志强
    2021(3):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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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彭兰
    2021(3):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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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孙萍
    2021(3):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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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张跣
    2021(3):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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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刘超
    2021(3):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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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鑫
    2021(3):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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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敏芝
    2021(3):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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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汪靖
    2021(3):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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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李强, 安超
    2021(3):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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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经历了艰难的疫情突发期以后,采用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手段,已基本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趋势,目前只是局部地区偶有零散疫情,可以视作疫情时期与后疫情时期的重要区别。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主要经济体比较少见。尽管如此,疫情仍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和严峻挑战。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平缓发展期;中国经济在寒冬下虽然呈现回暖迹象,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对缩水,社会阶层差距有所增大,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面临挑战。不过,在后疫情时期,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依然存在:中国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本和城市群竞争动力,具有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新产业的萌发和中国人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变迁带来的发展动力也是巨大的。此次我国疫情防控的经验中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疫情时期,我国要始终坚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才能够发挥出现代化的巨大潜力,最终彻底战胜疫情。
  • 本刊特稿
    赵旭东, 李飔飏
    2021(3): 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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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作为一种隐喻,其背后是人与物的流动与交互。不同形式的走廊勾连起不同人与物的流动,启发着看待民族格局的多样视角。由此可以提出一种“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考察文化意义上不断转型的走廊及其映射出的民族关系格局,揭示其中的流动性与多元互惠关系。回顾历史,中央政权建立的国家走廊曾映射出传统中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对峙的中心—边缘格局,中心俯视边缘的同时,边缘也恰在反观中心;自然形成的民族走廊与多元一体格局联系在一起,则带来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对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伴随着技术转型和文化转型,人与物流动的方式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革命,也带来了走廊的革命。在走廊的革命中纳入差序概念,以一种“差序性多元格局”重新审视“元”的意涵与边界,反思中心—边缘视角,有助于寻求一种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人类学独具特色的世界意识。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徐英瑾
    2021(3): 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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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卷化”本来是一个用于描述特定的稻作农业生产模式的社会学术语,目前却在以一种泛化的方式被使用,泛指任何过度竞争的社会现象。这种泛化使用面临着如下理论风险:在社会学家使用“内卷化”的原始语境中,对于“内卷化”的克服往往是以市场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的替代为媒介的,而在当代社会的很多所谓“内卷化”现象,却恰恰就是资本逻辑运作的衍生后果。因此,对于目前所谓的诸多“内卷化”现象的正确诊断,就必须采用别的话语框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数字拜物教”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将为这一话语框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
  • 学术争鸣
    杨杰, 段超
    2021(3):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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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美学复兴”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反映了美学界对技术崇拜和欲望狂欢挤压了人性空间、加剧了人性异化这一不良态势的积极应对。美学不同理论学派开始积极探索个体如何克服异化走向自由人生的审美路径。身体作为审美实践的重要因素,成为美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新实践美学”与“身体美学”围绕“身体与实践谁是本体”的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和论争,但也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身体与实践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在后人类时代,身体问题已经转变为“身体-技术-世界”三位一体的“后身体”问题。鉴于此,当下美学研究有必要将身体视角切换为后身体视角,在永续发展的后人类伦理框架下,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为人而美”,而倡导后人类主义的“因人而美”,从身体美学走向后身体美学。
  • 技术与文明
  • 技术与文明
    韩志明, 刘华云
    2021(3):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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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实的清晰化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其实质是以信息为中心的国家计算过程。现代国家持续推进社会事实的清晰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计算逻辑。可以从计算、算法和算力三个维度来揭示国家计算的内在逻辑,为国家治理的信息化实践进行理论画像。其中计算是运用多样化的符号或代码来标识社会事实,建立人、财、物、事与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为社会事实确立位置和尺度。算法是根据国家治理任务的需要,选择和整合不同的参数和指标,解析社会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算力是国家测量和运算社会事实的能力,是清晰刻画和摆布社会事实的可能性,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效能。计算、算法和算力构成了国家计算的基本维度,为理解国家治理的技术逻辑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
  • 技术与文明
    董青岭, 朱玥
    2021(3): 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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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从来就不是客观和中立的,通常算法由谁来制定、遵循何种规则和如何被执行反映的是设计者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分配正义问题。就此而言,算法即规则,而规则即统治,算法已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变革的关键驱动力量和新秩序的塑造者。然而,作为一种新式的权利和财富分配工具,算法在赋权一部分人的同时,算法滥用、算法误用以及算法垄断也在排斥和边缘化另外一部分人。算法歧视主要源自以下三种形成机制:原生性偏见、学习性偏见和外源性偏见。算法偏见与一般偏见不同,一旦形成不仅难以消除,而且极易产生社会放大效应。治理和规约算法偏见需要遵循以下四原则:授权同意原则、透明性原则、问责求偿原则以及人的价值和尊严优先原则。进而,在算法开发者、应用者、销售者、传播者以及管理者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并设立管控机制,以便将算法伤害和算法偏见收缩到最小,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算法秩序。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孙国东
    2021(3): 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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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把握当下西方以右翼民粹主义为表征的民主危机,需转向“民主社会学”视角。西方民主危机之产生,与其阶层融合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有着较为切近的关系。这是因为相互接纳构成了基于沟通理性的公共商谈的前提,而社会不平等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并直接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接纳。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这两大区隔机制在全球化时代“结构耦合”并相互建构、互相制约的产物。西方国家超克民主危机的出路,端赖于重塑其政治团结的社会基础。这既需要促进国内层面的分配正义,也需通过“国际政治经济法”的创制,促进国际层面的分配正义。
  • 政治与文明
    葛天任, 张明
    2021(3): 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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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成效非常显著,不过其迈入精细化发展阶段面临的五类隐形连锁性风险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世界经济下滑与欧美政治动荡更加大了不确定风险,对此,“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实施需要高度重视、化险为机。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优先领域,由于回报率低、风险高,导致私人资本参与率低,进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承担较高的出资比重。这一方面增加了经济贸易问题的泛政治化风险,容易导致投资安全风险高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带来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和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对此,五大精准应对策略的实施非常必要:一是创新跨国PPP合作模式;二是完善“亚投行”运营机制;三是建立海外投资保护机制;四是推动产业创造性转移及改善中美战略互信;五是消除沿线国家的战略疑虑。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陈赟
    2021(3): 1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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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将中国视为家产制官僚国家,而儒教则是官僚阶层的身份伦理,整个国家被视为皇帝的家产、官僚被视为家臣、人民被视为子民,由此出发必然导致以“私天下”理解“家天下”,韦伯认为这种“私天下”抵御着作为合理化必要环节的权限分划、专业化与切事精神,使中国难以走向现代。然而儒家“家天下”实为以“一家之治”达到“天下一家”,“一家之治”只是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状况而采用的“治法”,其中隐含的作为“治道”的“天下一家”,才是儒家的秩序理想。儒学之所以提出尧舜之道,正是为了解除“天下一家”理念与“一家之治”现实基于历史而形成的捆绑。儒家的“天下一家”落实为“民胞物与”这种以家为原型的秩序,后者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以及人与物的伙伴关系,这一秩序模型在现代利维坦不断扩张的状况下仍有其重要意义。

  • 思想与文明
    王嘉, 吕君怡
    2021(3): 1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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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层化”作为青年网络社交的重要方式和网络社群发展的最新趋势,对青年网络爱国主义起到促进、放大与整合的作用,从而使其呈现出与传统爱国主义不同的特点:“同质吸引”加剧网络爱国激情的蔓延,“契约精神”促进网络爱国思想的理性化,“分层机制”提高网络爱国行动的组织化。“圈层化”下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也存在潜在危机:“情感极化”削弱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理性精神,“信息窄化”干扰青年网络爱国主义价值判断,“行为固化”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本质内涵。当下,应从创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构建网络爱国舆论引导体系、掌握网络爱国文化传播主动权、加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四个层面,对“圈层化”下的中国青年网络爱国主义进行有效引导。
  • 思想与文明
    潘妮妮
    2021(3): 1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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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社会中的“粉丝爱国主义”,可以反映出青年作为娱乐消费主义的“粉丝”,其个人化的娱乐动机“反常”地转化为对政治“大叙事”积极参与的结构性过程。这体现了互联网社会青年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特点。具体而言,互联网经济中日益普及的“社群经济”模式,把原本只是情感经济消费者的“粉丝”转变为支撑经济整体的无偿“数字劳动者”,这个经济身份及处境导致“粉丝”的娱乐过程同时也成为整合共同利益与自我赋权的过程,使粉丝群体成为互联网领域拥有高度组织化能力和强烈参与需求的群体。在这个决定性的社会基础之上,爱国主义政治议题与粉丝的利益议题结合,引发了“粉丝爱国主义”的公共事件,而官方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粉丝的互动则促进了其常态化。
  • 人文
  • 人文
    张永禄, 刘卫东
    2021(3): 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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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写作作为数字化时代创意写作的新形态,既是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在写作领域的必然表现,也是创意化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巨大驱力的结果,还是科技生产力和文艺生产力融会的重要时代表征。人工智能写作在本质上是各学科通力合作的集科学性和创意性于一体的“创作”形式。它和人类写作分属不同的写作系统,但人类写作的水平与高度决定了人工智能写作的水平与高度。人工智能写作在引导和服务公共文化或文化创意产业上大有作为,帮助人们获得更丰富的文化享受和更便捷的文化权利,是发展人工智能写作的终极目的和灿烂前景。
  • 人文
    张聪
    2021(3): 14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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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声音与其社会解释的关键隐喻,“噪音”和“寂静”是当代声音研究中的重要命题。谢弗从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出发,通过“神圣噪音”“消极寂静”“积极寂静”等概念,建构出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当代噪音理论,并通过“国际噪音清除运动”“世界声音景观工程”等一系列实践,为清除噪音污染、回归和谐开出救赎药方。相较于城市景观、建筑设计、环境保护、音乐创作等层面的实践意义,探寻噪音及其背后的符号学机制、拒绝神圣噪音的操控压迫、摆脱没有生命活力的消极死寂、创造具有无限开放性的积极寂静、将人从技术与噪音的嘈杂喧哗中解放出来,才是当代声音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这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声音景观研究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基于声音维度的文化、政治、社会意义的思考。
  • 全球
  • 全球
    陆南泉
    2021(3):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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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转型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已30年。在此期间,不论其经济体制转型还是经济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曲折与复杂的过程。俄罗斯转型以来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1992—1999年,2000—2007年,2008—2019年,2020年以后。梳理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对其各个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看法,有利于我们把握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前景。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孙建伟
    2021(3): 16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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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耕地保护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各地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开展了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实践。其中,土地指标是改革探索的核心抓手,并孕育出土地开发权和土地发展权两项新型权利。土地开发权归属于土地产权人,是土地用途变更的权源。基于此,土地发展权为相关增值利益确定归属:指标发送区宅基地的增值利益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益由地方政府、集体和集体成员共享。在土地指标接收区,集体成员对宅基地有优先开发权,地方政府可分得该收益;其他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由集体、集体成员和地方政府共享。
  • 青年论坛
    赵懿黑
    2021(3): 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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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即一个国家的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其他国家时,大国间容易爆发冲突乃至战争。而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要求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同时采取战略克制。崛起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避开有利于向守成国家投送军事力量的区域,以限制其攻击能力;守成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合理定义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这将决定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历史上主要的大国权力变迁案例,即1891—1904年日俄间的权力变迁、1870—1914年英德间的权力变迁、1841—1926年英美间的权力变迁、1923—1941年美德间的权力变迁,均可验证上述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