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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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全文

2021(5):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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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找回童年——破解“育儿焦虑”难题（杨雄，顾严，程福财，袁振国，边玉芳，张善根，林维，熊春文）

2021(5):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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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健康发展，关联着上亿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正案通过；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将施行，国家不断探索新时代儿童教育发展的新路径。而法律的完善仅是开篇，儿童的全面发展还面临着新兴技术的转型、体制机制的完善、教育理念的革新等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市场化、城市化、智能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有一种“育儿焦虑”挥之不去：它使童年失去童趣，滋长心理问题；它使家庭无谓地攀比与内耗，最后身心俱疲；它使社会陷入结构化的教育矛盾，令国家面临结构化的人才风险。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特邀相关专家召开了主题为“儿童权利·家庭焦虑·国家职分”的圆桌会议，希冀破解育儿焦虑的难题，探寻“家国共育”的结构化方案，找回“属于儿童”的童年。

杨雄研究员指出，AI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育儿焦虑。目前育儿模式中传统的“精英教育”和“小众教育”都存在不确定性与风险。破解教育内卷化的可行方案在于，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体系。顾严研究员认为，育儿焦虑中教育结构性失衡的客观问题不容忽视，起点焦虑、空档焦虑、分流焦虑、教改焦虑等形成了催化作用。这些结构性焦虑背后潜藏着中国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唯有将结构性矛盾的破解作为优先级考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育儿焦虑。程福财研究员从个体生命历程中“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当代儿童的童年是被高度“结构化”的童年，倡导一场关于童年的思想革命，尊重儿童的主体性，重构“童年”与“成年”的关系框架。袁振国教授概括了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整体性、成熟性、不平衡性、差异性和关键期五条独特的发展规律，强调在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材施教”，运用现代技术，开启智慧教育。边玉芳教授强调，爱孩子不等于懂孩子，焦虑的父母与“四无”的孩子之间的悖论，导致社会整体教育陷入焦虑，因此提倡构建基于不同分层对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特点的新时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张善根副教授针对传统“家国分治”型儿童监护面临挑战，提出“家国共治”的命题，强调儿童不仅是“家庭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国家要因势利导，适时介入，同时坚守“作为父母监护的补充功能”这一家国关系的边界。林维教授结合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凸显的社会现实出发，剖析了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的适用难题与制度完善路径。熊春文教授关注城市中的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在不同教育区域形成的群体文化，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具体解读了流动儿童“两极化”群体文化背后的教育制度结构问题及其发展变革空间。
——主持人　李　梅　孙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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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AI时代“教育内卷化”的根源与破解

杨雄

2021(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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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求解：结构性教育焦虑与结构性教育矛盾

顾严

2021(5):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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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被“结构化”的童年与一场思想的革命

程福财

2021(5):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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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因材施教：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与开启智慧教育

袁振国

2021(5):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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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读懂孩子与走出中国式育儿悖论

边玉芳

2021(5):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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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寻求儿童监护的家国共治方案

张善根

2021(5):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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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的适用难题与制度完善

林维

2021(5):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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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两极化：流动儿童群体文化背后的教育制度结构

熊春文

2021(5):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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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重识中国与世界（三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选择

刘雪莲, 杨雪

2021(5):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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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大国转向，中国开始以大国的主体身份开展对外交往。然而，由于传统大国外交所显示出的国强必霸的历史道路，同样拥有“大国外交”限定词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常常被质疑会走上与传统大国相同的道路。从大国外交的特性出发可以发现，传统大国外交的国强必霸道路体现在维持大国地位、维护大国利益、推广大国意志和承担大国责任四个方面，核心特征是以强凌弱和强强争霸。但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性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使中国不能也不愿走这一道路。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选择就是思考如何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要在上述四个方面开创不同于传统大国外交的新路，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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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革命的诗性：浪漫主义的唯我论

张一兵

2021(5): 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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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话语中的“衰落的世界”，是当代资本主义景观支配下生成的人的物性苟生，而未来变革突现的新纪元，则是对革命情境构序和塑形起来的全新诗性日常生活生存场境的憧憬。在诗的构境中，伪我在场自我缺席,苟生中的人也是非总体存在的人，商品-市场经济赋型和塑形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中日常生活的本质是一种掷骰子骗局，而景观操纵了掷骰子。景观通过制造欲望，鼓励人们更多地消费，这使得人的主体选择成为伪需要，当更多的注意力为疯狂的购买所吸引时，就通过消费意识形态实现了今天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去政治化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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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内在规律

张杰

2021(5): 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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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基础性问题。针对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水平是否过高和是否过早过快下滑的争论，在综合归纳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典型事实和演化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以及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有机融合的独特发展特征，可以推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内在规律以及合理水平。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对内需市场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形成支撑作用的快慢，是决定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合理水平的核心因素。为此，一方面，中国要有更为积极的发展目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融合发展的系统性角度，尽快制定在2021—2040年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5%左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另一方面，要有底线思维，将该比重长期稳定在20%左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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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

黄玉顺

2021(5):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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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宗教与哲学中“超越”观念的语义背景，“超越”这个词语的一般语义结构是“某主体超越某对象（的界限）”。从主词来看，宗教的超越主体是“上帝”或“天”；而哲学的超越主体则是人。从宾词来看，宗教所超越的界限是凡俗世界，故而上帝或天是“超凡的”，此即所谓“外在超越”；而哲学所超越的界限则是经验，故而人的理性或心性可以是“超验的”，此即所谓“内在超越”。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观念之间本来不应当冲突，不过，前提是必须承认人（包括圣人）不可能超越凡俗世界，人可以是超验的，但绝不可能是超凡的。然而，无论西方理性主义还是中国儒家心性主义的超验哲学，其“内在超越”的超验性都试图取代超凡性，于是导致了人的僭越，而这在凡俗世界的权力格局中必然导致权力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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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政治伦理基础——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张师伟

2021(5):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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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家起源路径及国家形态上独树一帜，迥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在学术界已然是基本共识，但如何解释这种不同，却在理论上莫衷一是。虽然中国早期国家能为社会解决必要的难题，但在它发挥社会作用之前，却又必须积累起充分的政治伦理基础。早期国家只有在政治伦理基础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诞生，否则就不足以支持专门的公共权力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国家的存在必须要有一个神圣的政治伦理基础。中国早期国家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积累起了具有特殊内容的政治伦理基础，该政治伦理基础也客观上决定了早期国家可能采取的形态及其基本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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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反思近代以来的“防御式”文明论述

王锐

2021(5):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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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变局与危局，中华文明不断遭到质疑与批判。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人为了维护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在强势的近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下为中华文明谋求一席之地，遂采取了“防御式”的文明论述方式。这样的文明论述，总体而言高度依赖近代西方意识形态，需要从后者那里寻找可以证明中华文明基本价值的内容，然后尽可能地让中华文明的相应要素符合这些内容。这种处理方法虽有其苦心，但不利于保持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性与历史整体性。今天需要反思这样的文明论述，既要着眼于创造性阐释中华古典文明，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脉络出发揭示其根底与核心价值，又要重视让现代中国真正摆脱积贫积弱状态的历史动力，将文明论述与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思考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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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优质高中名额再分配——“阶层混合”的政策实验与教育公平的倒逼机制

陈杰

2021(5):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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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部门近日发布的以优质高中“名额到校又到区”为中心点的中招最新方案，延续了中国教育部门自21世纪初以来的持续推动优质高中将部分招生名额进行分配的改革方向，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社会引发广泛热议。既有的文献及社会上对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公平性的讨论存在不少争议，需要强调的是，在基础教育问题上，不能只考虑机会公平，也要考虑结果公平；不基于补偿性原则逆向扶持相对弱势群体，难以减少结果不公平。上海中招新政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升学“出口”进行管制干预，倒逼生源相对均衡分布，从而探索出一条提升教育公平性的新路。而优质高中“名额分配”改革，本质上是一次“阶层混合”的政策干预实验，具有增进社会融合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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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城乡社会治理需要精细化的法治思维——以“历史遗留问题建筑物”的责任承担问题切入

梁兴国

2021(5):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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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建筑物”是当前中国城乡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只是简单地将“历史遗留问题建筑物”以“违法建筑”论处，让涉案建筑物的当事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这种处理方式有利于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但却容易引发社会个体与公权力之间关系的紧张。对此问题的应对与处理，亟须基层社会管理者提升治理能力，严格遵循法治精神，将治理工作下沉，在维护权力运行的同时尊重个体权利，对“历史遗留问题建筑物”作精细化区分，根据不同情形进行法律责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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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算法瞄准如何重塑西方选举——算法时代的选举异化及其治理

王中原

2021(5):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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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已经进入技术密集型的新时期，围绕选民个体数据展开的“算法军备竞赛”成为影响选举成败的关键。算法瞄准是运用前沿的智能技术精准地对选民施加政治影响。算法瞄准的核心技术过程包括：选民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选民分类、模式识别和算法预测；选民瞄准和个性化动员。算法瞄准正在重塑西方的选举政治生态，导致选举民主的多重异化，集中体现在：信息操弄和选民操控；消极竞选和政治极化；政治代表性偏差和“回应-问责”失灵。随着算法瞄准的不断升级和无限制使用，通过投票聚合选民偏好从而选出政府回应选民需求并接受选民问责的民主链条将出现裂痕，甚至危及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转。西方各国意识到算法治理的重要性，致力于构建多圈层的复合治理结构，但当前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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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传播中的非理性要素：一项理解未来传播的重要命题

杨颖兮, 喻国明

2021(5):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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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明的主流理性主义范式下，非理性要素长久以来被否定或忽视,“非理性”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也有待梳理辨析。如今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感转向”中，排斥、限制非理性要素的理性主义范式开始松动，直觉、情感、意志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从关系视角视之，人类几乎所有的认知与行动都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共同驱动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摆脱失范框架为理解非理性要素打开了更宽的视野。从环境层面来看，这些要素在新传播系统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呈现和调用；从机制层面来看，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分别对应形成的关系路径与情感路径；从结果层面来看，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内容成为未来发力的主要方向。非理性要素的引入，将为互联网的动员机制、社会治理与舆论引导、国家－公众的协商互动等重要问题的回应提供新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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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革命典型的“分身”与再塑——“南京路上好八连”早期传播的媒介学考察

董倩

2021(5): 13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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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具生命力的革命典型之一，具有社会主义典型史上独一无二的构成和呈现方式。其表现的是存在于特定空间的群体英雄，所要处理的实际上是革命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方式焦虑”和文化领导权问题。虽几经转型，但核心语义、主要传播形式在其传播早期（1959—1963年）就已经奠定。以媒介学的视角切入，从传播形式角度重新审视原本被视为“附属物”的事迹报告会、文艺作品、展览会等，可以考察“好八连”在其早期传播的不同阶段如何逐渐被“分身”到新闻报道、事迹报告会、大剧场多幕剧、城市布展等形式中。这些作为典型“化身”的传播形式以自身特有逻辑对典型进行改写、再塑，同时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政治光谱、城市景观和媒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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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文化悖论——当代文化场域中的“大女主剧”

高翔

2021(5): 15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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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女主剧”的涌现,源于新媒介语境下女性书写的兴起,表现为消费主义语境中被“客体化”或“无名化”的女性所进行的主体性建构,网络空间赋予了大女主剧在形式上投射到宏大空间和历史的可能性,但由于其书写中历史性、公共性不足而并未从内涵上解决传统女性叙事“精神幽闭”的问题。大女主剧颠覆了传统言情叙事中的纯爱想象,建构了以权力为指向的全新女性伦理,但在价值层面未能完成对于男权秩序的整体反思,而是陷入合理化逻辑和女性独立伦理的矛盾与分裂之中,并导致了大女主表意中挥之不去的“玛丽苏幽灵”。大女主剧以女性社会性建构作为核心意涵,但网络女频小说的“爽文化观”,以及资本热衷的“情动”逻辑所带来的影响,限制了大女主剧深刻表现当代女性经验和主体性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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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市与风物｜“风味”的精神——“小康美学”及文明意义

罗成

2021(5): 16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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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新经验，应依据新发展理念予以总体考量。2020年，长沙成为国家级文旅消费示范城市，长沙坡子街的现象级文化餐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其通过在室内重建邻里街道，打造了“历史性地方”的时空美学；依托收集展览生活旧物，构建了“当代性气氛”的物质美学；借由保护地方味道和语言，彰显了“共同性伦理”的具身美学。市井文化、大众生活、众乐情怀，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风味”的精神。“小康美学”以“好韵味”与“好日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理念，追寻着“及人之老”“美美与共”“民胞物与”的生活境界与文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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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市与风物｜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

马援

2021(5): 16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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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将城市的空间结构布局与城市的具象化生活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关联在一起，通过空间形式与文化内容的联动，拉近了主体经验嵌入其中的城市结构、城市文化现象与深层社会结构之间的距离，为城市风物打开了一种全景式的叙事模式。由此，我们既可纵观一座城市的整体风貌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又可进入一座城市的内部，体悟其中代表性的风土人情和地域特征所折射的意义。透过对城市风物指代符号隐喻关系的分析，可挖掘城市风物背后所包孕的城市历史文化成因、演进过程、城市记忆与时代精神等，从而进一步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解读一座城市的现状，并合理规划一座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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