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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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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袁志刚, 林燕芳
    2021(8):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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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悄然至大变革前夜。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桎梏;疫后的政治极化及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持续削弱美国继续维持美元霸权的能力与意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伴随着中国和欧盟经济的重大变化,欧元与人民币正在成为美元的真正竞争者,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演变进入战略拐点。未来,对中国乃至世界有利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应当是,由美元独霸的格局逐渐向“一超两强”(即美元一超,欧元、人民币两强)的格局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民币对美元长期贬值的预期消散,资本流出风险不再成为未来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力度的重要因素。借此之机,中国需要加速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形成庞大的统一内需市场,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在战略上支持欧盟债券与欧盟财政一体化,助力“一超两强”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
  • 本刊特稿
    田国强
    2021(8):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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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影响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规律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恰切的政策建议和具体的改革措施,思维方式和关键性研究方法异常重要,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思想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尤为关键。首先,必须理论结合实际,树立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从长远历史视角和国际视野出发,坚持以一般均衡分析为核心和基准的综合治理理念。不能采用简单地控制实验局部或孤立地看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而应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的综合运用,使研究的过程及其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此外,要充分考虑风险和不确定性,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风控意识;要清醒认识改革举措由必要性到充分性的转换;要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有可能实现思想与学术的有机结合。
  • 本刊特稿
    赵建, 李嘉怡
    2021(8):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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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普遍应用,促进了量化交易和被动管理的盛行,对金融市场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机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社交网络和自媒体内容产业的爆发,则在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强化了叙事对投资者预期和市场情绪的引领,尤其是提高了个人投资者一致性预期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些都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重尾风险,一度在华尔街掀起了“散户革命”。而数字货币的诞生,则是全球货币体系的一次“范式革命”,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交易、支付和结算模式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数字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风险发生机理的新变化,需要引起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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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治纲, 何平, 项飙, 梁鸿, 周海燕, 刘亚秋, 田丰, 项静, 严飞, 杜月, 王磊光, 叶祝弟, 屠毅力
    2021(8): 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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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兄的提议和张罗,也特别感谢出席论坛的文学和社会学界的各位学者——当前非虚构写作热潮最重要的两支推动力量。今天在座的梁鸿教授、王磊光博士、田丰研究员不仅身体力行,贡献了非常重要的非虚构作品,自身也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洪治纲教授、何平教授、项静教授、周海燕教授、刘亚秋研究员、严飞教授、杜月教授等都是非虚构写作的资深研究者和推动者,而出席论坛的项飙教授则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裔学者,他的参与让我们的论坛更加令人期待。作为一种思潮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已经勃兴十一年,十一年中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太多的问题值得反思。当下非虚构写作依然在绽放其蓬勃的生命力,并在泥沙俱下、野蛮生长中展现出开放性、未完成性和生长性。因此,我和严飞兄的设想是跳出学科内部的局限,做一次文学和社会学跨学科的讨论,把讨论的视野和范围放得更广一些,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坦诚地、开放地、平等地讨论(为此我们还注意了出席学科人数的对等性),特别是希望通过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彼此借鉴,共同推动非虚构写作思考的深入。这次讨论的论题设定为“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看上去有些大而无当,却体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焦点—— “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为口号出场的中国非虚构写作,出场姿态内在地决定了其写作的中国性和时代性。思考非虚构写作及其周边的问题,离不开转型中国的大语境,离不开对这一语境下一代人精神状况的勘查。同样,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得失总结,也只有放在是否很好展现和表达大时代中的中国性,是否真实传达一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这一大目标下去省察,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张宪丽, 高奇琦
    2021(8):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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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我们需要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人类社会并不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才变得风险增加。相反,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风险性的。从生存意义上讲,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物质短缺,而现代的工业革命恰恰在科技和大工业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贝克的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焦虑,即虽然我们越来越进入丰裕社会,但是我们的不安全感却大大增加。绝对风险的减少和对风险感知的增强,成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贝克的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末世论的另一新版本。在危机当中,最大的风险并不来自风险本身,而来自人们对风险认知的偏差。如何在风险中增强共同体的社会团结和整体动员能力,以减少风险对脆弱群体更大的伤害,才是在应对风险中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
  • 学术争鸣
    许超
    2021(8):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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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全球治理中国家的地位也随着全球化进程而起伏变化。要理解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如何在场,仅从国家理论,尤其是国家权力视角是不够的,必须梳理清楚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并非仅仅是交叉的相互影响,更包含着对立与统一关系。英美等发达国家疏离超国家体系、回归国家主体的行为,都不能仅仅当作“逆全球化”现象或者纯粹的国内政治问题看待,还必须在全球体系框架下加以解释。重视“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复兴”。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国家复兴”具有不同的含义。全球治理离不开有效的国家治理和国家行为体的积极行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复兴的战略抉择,同样要求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进程。
  • 学术争鸣
    胡俊
    2021(8):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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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光教授关注神经美学,并从审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神经美学进行解读,认为审美脑区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表明了形式愉悦带来的快感,且是一种生理性的神经刺激,并非理性和情感过程。有关美感与快感是否有区别,即审美是否有特异性脑区,一直是神经美学研究中观点颇有分歧的一个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从已有神经美学研究成果来看,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说明了审美过程中从形式到美感生成并不是一个直接生理反应过程,而是一个涉及文化、意义、记忆、情感、推理、判断等复杂因素的脑审美机制;并且美感体验与快感有联系有区别,美感是一种由感性和理性双向调控的智性愉悦。从神经美学视角阐释审美机制之余,我们也同样呼唤人文与科学的交融贯通。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吕艳滨
    2021(8):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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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评估对法治发展具有参与、监督、检验、规范、指引等作用,是新时期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但实践中,对于何为适格的评估主体,不同主体存在不同认识;不少评估在指标选定上随意性大、严谨性不足,导致指标设计偏差较大,难以发挥客观评价的作用;有的评估则存在方法选用不科学、过度依赖满意度调查的问题,导致结果不客观、不准确。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法治评估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为科研院所开展第三方法治评估提供较好的支持与环境,加大对法治评估的理论研究;探索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注重指标与法治的关联度以及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挥指标的评价与引导作用;综合采取客观评价为主、主观评价为辅的方法,提升评估结论的可靠性。
  • 社会与文明
    程金华
    2021(8):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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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是当前对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和法治建设影响最大的国际项目之一。中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在正确看到该评估报告重大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对该评估体系进行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反思。作为秉持西方经济学理论所建立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到了中国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局面,在实践中出现扭曲和异化。因此,我们要避免为了刻意迎合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估而“一刀切”地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评估方法的科学性,打破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唯分数论”,建构对经济体或者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的体系、方法和机制,探索营商环境建设与评估的“中国道路”。
  • 社会与文明
    吴洪淇
    2021(8): 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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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量化评估是法治评估运动兴起和司法改革推进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对司法量化评估的体系建构和实施路径进行考察,对促进法治评估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量化评估的建构逻辑是吸收社会公众与法律职业群体整体评价司法状况,然后通过一套意见传导机制将这些评价反馈出来。司法量化评估有助于从宏观角度对司法整体状况进行评估,为司法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但在具体实施上,司法量化评估也存在指标设置理想化、受访者取样偏差、结果简单化解读等潜在风险,需要对其进行理论反思,探索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司法评估体系。
  • 城市
  • 城市
    孙玮, 李梦颖
    2021(8):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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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作为数字技术最典型的一种形态,展示了媒介以动态机制汇聚城市社会异质化系统的动能,媒介成为社会系统及运作机制的传导器和转换中枢,由此区别于感知—认知模式维度,开启了一种媒介勾连社会的新型方式,也创造了数字时代“媒体城市”的崭新面向。“码之城”的出现,意味着数字技术与城市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数字媒介正在成为全方位中介城市的技术机制与社会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已经从反映现实、建构现实,走向了直接驱动实在的生成,呈现了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
  • 城市
    陈霖
    2021(8): 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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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数字时代艺术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艺术不仅是反映或再现城市生活的镜像,而且成为构建数字化城市感知的界面。“界面”的隐喻意味着艺术实践在与城市的交互中,以其含蕴的连接关系、生成机制和形式框架,提供了城市感知的视角和方式。对《蜻蜓之眼》《不存在的信札》以及《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这三个艺术实践的案例展开分析,可以具体揭示艺术作为“界面”在提供城市感知条件、培育城市感知意识等方面显示出的创造性和丰富性,也有助于从“界面”角度把握艺术与城市的关系,理解数字时代城市文化。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郭台辉, 卢明佳
    2021(8):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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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一直内忧外患,知识与政治精英不断赋予“中华民族”观念丰富的内涵,以此唤醒并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团结与复兴意识。纵观百余年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共经历三个重要时刻,分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萌生、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面发酵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自主成熟,每次觉醒都是内外力量的综合作用,但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知识与政治精英受外部刺激而引入西式的民族观念,第二次是因外来侵略导致的生死存亡危机所激发而生,第三次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构建的内生需要。分析关键节点的历史过程,阐释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从外部论向内部论转换的轨迹与运行机制,有助于理解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基本方略。
  • 思想与文明
    汤荣光, 刘家俊
    2021(8): 15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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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生态灾难问题的追思和推问中,哲学赋予的解释力不可或缺,但因由生态灾难引发的思维震颤与哲学领域的缄默所造成的理性认同的短缺,生态灾难和哲学理路的统合机制似乎难以达成。走出这一困境,诚然要诉诸哲学理性把握生态灾难的历史阈限,探明生态灾难和自然环境问题赋予哲学的历史质素和现实境遇;继而厘清生态灾难辨识度与学科向度,洞察生态灾难的思维屏障和表现形态及其推动哲学变革的价值吁求;进而探析生态灾难之上覆盖的哲学疑难,伫立世界观、制度史和伦理观维度研判自然和人的关系链条的裂变;最终供给哲学审察生态灾难的致思路径,展望生态灾难之后哲学统御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回归路径。顺承于此的考释方法表明,生态灾难隐没的哲学论题正步出“休眠期”,哲学省察生态灾难或将成为常态,甚而融聚为生态灾难和哲学关系重构的理论范型。
  • 思想与文明
    葛四友
    2021(8): 16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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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下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不少人提出的重要解决思路是重塑传统孝道。然而,现代社会是流动性强的陌生人社会,而且特别强调人格平等与性别平等,因此孝顺行为的亲情动机、道德动机和利益动机(继承财产和不孝的惩罚)都与传统社会相去甚远,并且难以改变。为了适应现代价值以及有限利他的人性,我们应该转变思路,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养老问题,国家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和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与此相对应,传统孝道中应该倡导与发扬的是亲情孝道,应该调整与改造的是感恩孝道,应该摒弃的则是权威孝道。
  • 思想与文明
    李梅敬
    2021(8): 1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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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人工智能的伦理之思推向前沿。人工智能的伦理镜像包含不同的层次:低层次伦理冲突和高层次伦理需要。其中,低层次伦理冲突表现为个体生存发展风险和类群体生存发展风险;高层次伦理需要表现为低层次的社会需要和高层次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类需要。人工智能发展风险在区分层次的基础上可以制定清晰的应对措施。在理论层次视域下,应从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两个层次透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并依据层次上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应对低层次个体伦理冲突,一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政策手段,二是着眼于转变观念和创新学习的双重视角。应对人的类层次的发展风险须从人类进化和人类需要的高度进行思想解放。对于高层次的伦理需要则要从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人类期望、满足信息需要以及人类解放等视角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