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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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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2(1):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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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近日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百年变局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讨会的基础上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笔谈,探讨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外交战略布局。
    金鑫所长指出,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同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相互配合,积极构建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通过政党间协商合作促进国家间协调合作,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发挥政党的作用。吴志成教授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增强战略自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王帆教授认为,在走向强国的道路中,中国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定位。在复杂的历史变局之中,中国更需要保持冷静与理性,注重战略取舍,围绕目标设定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规划,形成成龙配套、相互协调的整体布局,以有效的方式保障目标顺利实现。唐永胜教授指出,权势扩散使中美欧三边关系重要性逐渐上升,全球治理需求上升将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不断进化,中国的战略选择构成中美欧三边良性互动的最关键因素。中国未来较长期的发展只能是主要依托现有国际体系来实现,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做好自己的事,是激活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朱锋教授认为,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冲击下,中国维护和发展大国关系的努力正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应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展现大国担当,同时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运筹好大国关系的全局。王健研究员指出,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趋于缓慢,区域化进程反而加快,同时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博弈在区域层面更趋激烈。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重视周边地区,从理念、视角和路径层面不断创新周边外交。江时学教授主张,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中国外交定位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大力加深相互认知,正确处理多边合作(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的关系,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身份”,关注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不同期待和诉求。李舒教授指出,科技对国家间实力对比、战争形态演变及国家战略布局的影响进一步上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科技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应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展开科技外交布局,打造“学术共同体”“创新共同体”“科技共同体”,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主持人 杜运泉
  • 圆桌会议
    金鑫
    2022(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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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吴志成
    2022(1):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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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帆
    2022(1):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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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唐永胜
    2022(1):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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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朱锋
    2022(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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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健
    2022(1):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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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江时学
    2022(1):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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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舒
    2022(1):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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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张江
    2022(1):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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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面临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科交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完备性。其中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
  • 本刊特稿
    门洪华
    2022(1):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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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应对百年变局,立足长远进行谋划,运筹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事关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中国持续强大的同时,世界百年变局深入发展,中美战略博弈深化,国际形势和中国外部环境加速演变。有鉴于此,中国应加强战略运筹,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战略布局。我们建议:丰富完善统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国家战略体系;以深化国际合作为主轴,以推动国际共同发展为主线,以丰富完善国际统一战线为抓手;全力应对美国的战略聚焦,促成世界各大力量平衡和制衡美国的态势;以经略周边、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为基础,夯实中国国际影响力拓展的基础,促成中国国家实力的有效扩展;以塑造新型全球化为抓手,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中国战略利益全球拓展;强调文明互鉴,加强文化对话,从哲学高度审视时代之问,推进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的展开。
  • 本刊特稿
    杨帅, 温铁军
    2022(1):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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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危机和疫情冲击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试图改变过去对外依存度过高条件下形成的“外储发行+土地吸纳”的货币供给体系,以及由此造成的货币发行对外依赖和国内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重要发展理念的背景下,建议以“两山”新理念来统筹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探索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让货币“回锚”到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之中,通过建设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和发行“两山债券”相结合,以此吸纳货币,从而将主权货币发行用于主权范围内的“资源货币化+资本化”,进而带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李怡
    2022(1):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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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文学“地方路径”研究的提出可以置放在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线索中来加以认识。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地方路径”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将有意识地超越“地域文学”或者“地方文学”的方式,实现我们联结民族、沟通人类的文学理想。“地方路径”的提出是对文学与文化研究之“空间意识”的深化,也是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向的一种有益回应。中国学者对“地方路径”问题的发现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者说自我认知深化的结果,是创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积极体现。
  • 学术争鸣
    张堂錡
    2022(1):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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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路径”说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走出过往文学史书写以京、沪为中心的“双城记”,发现更为多元、广阔的“地方”,打破以往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将有助于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澳门文学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从“地方路径”的角度观察,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充满着自身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 学术争鸣
    李扬
    2022(1): 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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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路径启发我们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经验,在空间维度下审视延安文学,无论诗人“写地方”的难题,还是在书写“民族形式”时折射出的延安文学建构的内在逻辑以及诗人的精神结构,都意味着个体受到书写地方的“规范”,而后又凭借自己的生存体验与“规范”形成互动,两者合力塑造了延安文学。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散状态与精神体验,也使得“延安”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方面延安经验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思维方式,以致他们离开延安后仍带有其烙印;另一方面延安作家与其他区域保持着精神联系,并高度影响了其他区域的文学。“延安路径”参与了抗战文学版图的建构,更在超越地理与物理层面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王太高
    2022(1):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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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政府建设的内涵和任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所蕴含的职能科学、责任政府、服务理念等与整体治理理念下的整体政府思想高度契合。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在延续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多年来追求整体政府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内容。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出发,对2021年《纲要》中的整体政府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对于推动2021年《纲要》全面准确实施,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政治与文明
    章志远
    2022(1):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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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既关系到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也影响到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应该有三重角色: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监督者,人民法院应当守护依法行政的底线,践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初心使命;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支持者,人民法院应当服务涉政中心工作,拓展行政诉讼制度的治理功效;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助力者,人民法院应当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养成,强化行政诉讼制度的政治功能。
  • 政治与文明
    杨登峰
    2022(1): 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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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通过立法使这五个方面在法律上得到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其有法可依。二是使这五个方面遵循法定原则,实施相关行为必须于法有据。以上两个层面,最需强调的是第二个,它把行政法定原则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建构了行政法定原则的完整体系。这五个方面所具有的含义和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需在法定范围和法定程度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在盘点既有立法的基础上,明确重点难点,统筹谋划,以试验立法为路径,有序推进。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王思斌
    2022(1):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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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在多大程度上振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多大影响,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业已形成的城乡过大差距,改变农村的弱势化、边缘化状态,以及提升农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和能力。由于简单的、一般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难以解决那些已经和仍在边缘化的中西部农村的振兴问题,要实现其振兴,必须有韧性地介入,实施有韧性的政策和培植农村的韧力。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振兴发展特别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它是以乡村振兴为本、促进乡村韧性发展的政策,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振乡村人气和改善社会生活。它同时还是政策群,包括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以及其整合发展,进而促进乡村的共同富裕。
  • 社会与文明
    房绍坤, 宋天骐
    2022(1):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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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部治理存在治理机构形骸化、法人章程形式化,治理方向市场化与集体化的矛盾以及成员股东治理专业水平低与非成员股东治理缺位的矛盾等困境。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负外部性和特别法人制度设计的理念偏差,而矫正负外部性与理念偏差的具体改革路径,在于通过多种方式激活农民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并将外部力量转化为法人发展的内生动力。应在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性的基础上,分类施策,允许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探索参与市场经济的创新机制。
  • 社会与文明
    胡惠林
    2022(1): 12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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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后,没有极端贫困的治理和克服“治理的贫困”,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命题,规定和影响了乡村文化治理的任务。全面脱贫使得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变成为可能。然而,物质生活的脱贫并不必然生成文化上的富有与小康。克服治理的贫困,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乡村治理文明性变革的重要主题。统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与安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性变革,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将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性价值取向。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黄旦
    2022(1): 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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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的本义是“居中”,具有调和、组织、转化、生成的作用,由此形成其双重含义:具体的媒介;共有的媒介性——调节或交转。各个媒介的物质特性不同,调节的方式及所带来的形态也有所区别。由此,在媒介与历史的关系中,不能仅仅将媒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考察历史的视角。媒介的变迁展示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由于媒介是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就生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因而媒介史也就成为人类史。
  • 思想与文明
    杨国荣
    2022(1): 14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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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既具有学科性,又具有超学科性的智慧之思,哲学与“教”的关系呈现不同方面。具体而言,这里涉及“思”和“授”两个维度。所谓“授”,主要与知识的传授相关,“思”则是通过引导人们接触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经典,以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教哲学固然需要传授哲学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让哲学教育的对象学会哲学思考。与教哲学的以上两个方面相关,这里同时涉及哲学本身内含的可说与不可说二重品格。在哲学教育的领域,身教重于言教,这不仅体现于道德教育,而且涉及更广意义上的“做哲学”。“何为哲学”与“哲学何为”的问题彼此相涉,“什么是哲学教育”与“哲学教育的意义”这两个问题也彼此关联。“教哲学”既关乎思维方法的提升,也指向合理的价值取向。哲学教育不仅仅涉及哲学的领域,而且关乎一般的教育问题。事实上,哲学教育和一般教育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
  • 思想与文明
    何志鹏, 魏晓旭
    2022(1): 15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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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社会的历史嬗变,国际法的形式也有所发展。与此相对,国际法在形式层面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动和改变了世界历史。因循国际法形式变革的足迹可知,条约和习惯经历了从零散分布到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过程,学说教义、判例、原则和国际组织带动造法等多种国际法形式也先后亮相;而部分国际法形式在当下逆全球化的趋势下又陷入滞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变革并不是超验于人类社会的独立进程,而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因势而动,应被解读为国际法面对历史变革所作出的回应。同时,国际法形式变革也对国际格局产生了一定的软约束和引导作用。总体而言,历史变革与国际法形式变革呈现出螺旋并进、相互但非等量影响的态势。
  • 思想与文明
    章永乐
    2022(1): 1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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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演讲中提出,应将美国的“门罗主义”适用范围扩展至菲律宾乃至亚洲。此议不经意间介入了美国在赢得美西战争后关于如何重新定位“门罗主义”的辩论,引发了美国主流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伍廷芳的提议是其“均势外交”思维方式的运用,其立场和思维方式与梁启超、孙中山等受到日本“亚洲主义”影响的旅日精英存在显著差异。对比伍廷芳与美国论者对“门罗主义”的再定位,有助于理解20世纪初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互动方式,丰富既有的对于“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