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
2022(6): 4-29.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全球现存国家公园体系和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次创新实践。2019年，我国《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一经颁布，即引发媒体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经完成理念上的宏观构想和空间上的总体布局，开始转入各区域的实际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各地方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如何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如何整合提炼跨区域文化标志，如何借鉴转化自然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既有经验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开始浮现，并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构成挑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北京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于2022年2月20日举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热中的冷思考：现状、问题及对策”圆桌论坛，邀请环境地理、文博文旅、公共管理、文化研究、产业经济等多领域专家，分析现状、聚焦问题、提出对策，以冷思考应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热中的诸多难题。
祁述裕教授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推进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空间边界不确定、文化标志物不确定、建设资金和责任主体不确定等三方面；克服这些问题须应对性地做好三个统筹——统筹空间边界和技术规范、统筹文物和文化资源、统筹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如此才能确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初衷与效果统一。邹统钎教授认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实现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相结合——在保护上，实行要素整合、分区管理与统筹协调的整体性保护；在利用上，于生态、生产、生活方面实行基于自然与文化解决方案的融合性发展机制。傅才武教授指出，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中央“定盘子”与地方“摆盘子”的权责利关系，成为影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绩效的核心问题。一种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特殊激励机制，可能成为实现央地有效分工与协同的重要连接纽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内生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应在财政税收激励、文旅市场化激励与道德荣誉激励等方面三管齐下，完善现有激励机制。吴承忠教授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前呈现不平衡发展特征，可依据文旅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禀赋两个维度，将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区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象限区域，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不同的资源赋存区域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和策略。杨传张助理研究员认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重视传统乡村文化在构筑共同体意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现代价值，以乡村为载体，打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叙事空间和时空场景，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需求与传统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秩序重构结合，建立国家意识、地方发展和个体认同之间可持续的共生关系。苗长虹教授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可借鉴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运行的经验。他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指出可资借鉴实施的举措包括：尽快出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技术规范；划定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及其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边界；完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等。张祎娜副教授认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重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问题，以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为核心，最大限度地发挥黄河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再生产。张义副教授围绕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工作进行探讨，指出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评价体系应由数字战略、数字技术、数字组织、数字业务四维构成，合理的指标体系将为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指引方向，最终促进文化场景的活化，改善游客体验。
——主持人 屠毅力 杨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