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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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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2(9):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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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以来,学界围绕新文科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亦在全国率先组织研讨,聚焦“大变局下的新文科”,邀请人文学科专家从各自领域探讨新文科建设的理念与实践,已形成历史学、哲学相关讨论成果。新文科之“新”不仅是“新/旧”之新,更是“创新/自新”之“新”,而文学之“新”自现代以来一直是引领时代变革的重要力量。从文学视角出发的观察,不仅为新文科建设展开20世纪人文学之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也为新文科提供具有人文精神的省思内涵。在此基础上,新文科理念下文学学科的“自新”与实践,才能找准方向,不迷失于技术主义之阵。
    陈平原教授主张,新文科建设当有大致方向而无固定轨迹,须根据不同学科/学者的能力及趣味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从教学需要出发,须谨慎行事,在与现有学科的对话中不断撑开缝隙、拓展空间,关注那些古老学科如何自新;从学术研究出发,则可积极探寻更新学科边界及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而经典化与战斗化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文科自新的动力所在。张福贵教授认为,新文科建设不仅需要他新更需要自新,其根本不在于外在形式和结构性重组,而在于思想创造和思维更新,须警惕新文科建设中知识化和技术化的倾向,积极发挥人文精神和文学性价值。朱寿桐教授指出,新文科建设应具有新的学科内涵和学科目标,聚焦“时代科学”正是超出传统人文社科范畴,应对并阐释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伦理诸问题的新领域,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吴俊教授追溯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新文科实践过程的问题症结仍在于制度刚性与学术自主之间的矛盾,应转换观念,使自主权回归大学和学科学术本身,更新学术生产机制,重构学科制度。杨扬教授指出,20世纪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现代学术的发生及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同样具有“新文科”内涵,而当下新文科框架下的文学研究应从具体研究做起,彰显人文价值,关注技术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的关系。彭青龙教授分别评估了数字时代文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内涵,提出要警惕那些表面上声称具有“人文性”,而事实上以科技创新为噱头,人为制造文学本体性、主体性和人文性危机的行为。李凤亮教授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破”与“立”,由此提出以“新文论”参与新文科建设的主张。文贵良教授指出,新文科建设的发展原则和机制皆服务其人才目标,新文科理念下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机制的核心是跨学科和跨国界。金雯教授通过“具身想象”这一中枢概念,打开了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通道,辐射向当下诸多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研究,从而引向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的突围。陈涛副教授将“文学是人学”这一经典命题放在“后人类”语境下讨论,指出跨学科、融媒介、技术化的“后人学”为文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应着重处理好三种关系,探索“何以为后人”的文学。
    ——主持人 叶祝弟 屠毅力
  • 圆桌会议
    陈平原
    2022(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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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张福贵
    2022(9):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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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朱寿桐
    2022(9):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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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吴俊
    2022(9):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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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杨扬
    2022(9):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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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彭青龙
    2022(9):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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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凤亮
    2022(9):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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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文贵良
    2022(9):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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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金雯
    2022(9):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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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陈涛
    2022(9):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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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陆铭
    2022(9):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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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的复杂性也不断加深,复杂社会的特性包括社会高度分工、需求的多样性、信息的分散化,以及大城市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复杂性等。在复杂社会的背景下,突发性公共危机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应对城市公共危机,需要坚持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作用、强化法治引领、坚守人文和道德底线、回应多样化需求等基本原则,同时在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危机影响预判、外来人口友好等多方面探索新的治理举措。找到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案,大城市将能在挫折中改善治理,并更好地引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 本刊特稿
    赵旭东
    2022(9):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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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其对乡土之变的发问,重新设定了我们理解过去中国、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关系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面临着一种乡土性之变,即所谓静态和秩序的阿波罗遭遇到动态和躁动的浮士德,或者说稳定性遭遇到不确定性。新乡土性意味着人心之变,同时表现为社会之变以及文化之变。所谓“新遇到旧”,意味着一种乡土中国在基层的草根式生长模式的转化,由此而生成一种旧乡土和新乡土之别,以及新旧二元变奏的乡村构造——“旧”的东西在顽强地应对各种“新”的形式的出现,同时尝试着各种可能的自我适应性的转化。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变奏,才真正保证了乡土社会自身的韧性力量的生发,即如费孝通描绘的乡土社会的总体性结构中一种生命力的动力性根源。
  • 本刊特稿
    高帆
    2022(9):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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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化流转、进入城市就业而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现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三大历史性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下降、城市化的相对减速、数字和绿色经济的快速崛起,它们分别从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这三大趋势相互交汇,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城市化相对减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规模和速度,而数字和绿色经济崛起则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双刃剑”效应。新时代我国应基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特征,因势利导地完善和改进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方向、城乡劳动力流动基础、城乡空间分布、城乡部门产业特征、城乡部门功能定位等进行重新审视。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陈周旺
    2022(9): 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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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我们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提出“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超越、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在国家发展理论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造福于民”,国家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片面增长,而是通过国家机构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国家体制越是健全,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强,国家治理就越有效。国家发展理论为国家治理实践奠定了基本理论前提,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由于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理论模式将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家园创造更为完善可行的指导路径。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王敬波
    2022(9): 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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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减”政策为乱象丛生的校外培训市场降温,但只是权宜之策。面对校外培训的种种乱象,依法加强校外培训监管成为社会共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下校外培训监管存在调整对象不周延、监管对象不明确、部门监管权限交叉等问题。为促进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良性发展,需要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将校外培训纳入法治化框架。立法涉及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分别是:厘清校外培训的边界,明确立法的调整对象;框定校外培训监管的基本原则,明确相关主体的行为准则;构建全链条监管制度体系,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有序发展。
  • 社会与文明
    申素平, 吴楠
    2022(9):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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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化是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的应有之义,行政处罚作为典型的侵益性执法行为,能够集中反映、评价“双减”过程中执法法治化的程度。通过选取行政处罚作为透视“双减”执法的窗口, 采用合法性与最佳性的二维视角,可以发现校外培训行政处罚存在规范性欠缺、执法效能不高的双重困境。为此,应当在合法性考量和最佳性考量互动循环的基础上,以“依据—行为—程序”为逻辑,完善校外培训行政处罚规范体系,严格校外培训处罚裁量基准,深化行政处罚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教育行政处罚的法治化路径。

  • 社会与文明
    李涛
    2022(9): 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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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减”绝不只是治愈大城市教育病的专有药方,县域是未来“双减”工作攻坚克难的主战场。县域“双减”的公共生态既具教育困难的共通性,也具有县域空间的独特性,其观念生态是“流动”认同重于“育人”认同,文化生态是“苦读文化”塑造延迟教育惯性,社会生态是高考提前准备下围绕“满意教育”的集体动员与共同合作,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县域“双减”比城市“双减”更富挑战。鉴于此,县域“双减”需找准症结,优化县域学校作业,促进县域学校课后服务提质增效。此外,还需警惕社会资本对县域教育的层化捆绑,防止进一步加剧县域阶层教育焦虑和县域城乡教育焦虑。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汪锦军
    2022(9):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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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围绕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不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实践的发展对这些理论解释的有效性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既不完全是法团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多元主义的。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推动形成一种连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新机制,这种机制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政府与一些具有枢纽地位的组织建立制度化联系,并通过这些具有特殊枢纽地位的组织与多元发展的社会组织建立连接,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法团主义。
  • 政治与文明
    吴贺, 陈晓律
    2022(9): 12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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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因素已经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核心问题。认识俄乌冲突的根源,需要从俄罗斯当今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入手,借助经济地理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挖掘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起源。在认知俄罗斯经济结构特性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俄罗斯在当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下存在着源自地理的固有劣势。随着世界地缘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劣势遭到放大,导致俄罗斯在现代金融、贸易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乃至于被固定在“世界体系”外围位置上。俄罗斯在历史上形成了依靠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从而改善经济地理条件的路径依赖。当代俄罗斯也曾试图改善经济结构,以独联体为核心打造欧亚联盟来扭转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但欧美对乌克兰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得俄罗斯的地缘经济布局被一再打破。从这个角度看,俄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俄罗斯能够转变以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旧有思路,则以和平方式破解困局的契机依然存在。

  • 技术与文明
  • 技术与文明
    黄冬娅, 刘万群
    2022(9): 13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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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趋激烈的大国间技术竞争使得技术自主受到广泛关注。关于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既有研究普遍从国家结构和产业政策角度进行探讨,缺乏对市场机会的分析。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共同作用,使得后发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市场机会挤压。只有国家介入才有可能破除这一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国家采取措施消解市场机会挤压;另一方面,需要同时对政策对象施加纪律约束,从而使其保持较强的进取动力。只有在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后发国家本土企业才能较为快速地实现技术追赶。
  • 技术与文明
    高奇琦, 李阳
    2022(9): 14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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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重要挑战。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充分依靠多主体间的协同和科学技术的支撑。“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在节能降碳技术上有所突破,还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技术体系。区块链就是这样一种协同管理技术。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与碳足迹记录、碳排放管理、碳交易等“双碳”目标需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以构建一种零碳区块链,使区块链的技术优势在分布式能源系统、绿色金融、低碳城市等场景为“双碳”目标赋能,同时帮助国家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地区和各主体节能降碳目标的达成情况,从而促进“双碳”协同治理。零碳区块链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产物,政府和研发者需要对其自身能耗、建设成本以及单项技术局限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做好技术设计和场景适配。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张曙光
    2022(9): 15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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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它包括并且内在地要求器物、制度与观念等各方面的契合或配合。我们应当也能够在现代人类文明的维度、尺度上跳出中西之分和对立,明确中西之同,并在文化类型差异和文化多样化的意义上承认中西之异。中国近代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深受中外关系和社会转型的冲击与影响,特别是在实践方面,这种冲击与影响更为强烈。从理论上来说,开放的循环论是对兴起于近代西方的进步主义和古老的循环论的双向扬弃,它既蕴含着方向,也昭示着道路。
  • 思想与文明
    张文喜
    2022(9): 1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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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人们是批评哲学之醉醺醺的思辨,还是人们指责哲学之脱离实际政治,都足以构成这一领域之从业者无能的印象。马克思口中所谓“没有一点个性的人物”和尼采口中所谓“哲学工作者”都表现为哲学同现实世界的颠倒关系和敌对分裂,最终便表现为一种理论词句与现实关系的分裂。然而,清醒的哲学与醉醺醺的思辨的差异也是确凿的,一位真正的哲学工作者必须有能力鉴别神话的言说者与现实的言说者,进而,在对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与普通人或打工人关系的理解中,揭示其改变世界的能力的不同性质和状况。若以此呈现真实哲学的内容,终究显示出哲学“打工人”欲求摆脱的学徒状况及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