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国内民族“多元性”与认同指向“单一性”的内在张力，平衡缓解这一张力可谓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共性任务”。由于漫长的国家发展历史、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形成和建构模式呈现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特征。我们尝试以改革开放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并发行的四套初中历史教科书为研究样本建立语料库，以所叙何事、谁在叙事、如何叙事为分析主线，运用文本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探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建构中如何平衡“多元”与“一体”内在张力的叙事逻辑。实证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建构的叙事逻辑呈现如下特征：以动态逻辑叙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必然性；以关系逻辑叙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层次性；以他我逻辑叙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觉自为性；以发展逻辑叙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可欲性。历史教科书通过贯通历史与未来、融合结构与能动的叙事方式，协调平衡“民族多元”与“国族一体”的内在张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建构的内在逻辑与独特特征。
从媒介视角出发，在生成性、通用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 ChatGPT，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型交互方式，其突破性体现在个体与智能媒介的实时交互，能够实施人—机在社会生活多领域的协同生成，或可将之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连接全球网络的个体化媒介。提出“媒介通用性”概念可以展现人工智能的技术通用性如何接入特定时空的文化境况，并转化为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变革动能。ChatGPT 及其后续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示着“视频化社会”的来临，整合了所有媒介形态的智能化视频正在成为社会通用性主导媒介形态。这表明，人—机融合主体的共生性不仅仅是一种协同工作，更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机协同的普遍社会交互模式，从而引发人类文明的变迁。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sta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provid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and work, has also led to a increasingly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The actual working hours of workers have been extended, which has led to tense labor relations and even conflicts.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 of “Right to Offlin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ith the aim of protecting workers from being disturbed outside of work and redefin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work and life. Observation has found that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Right to Offline”,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its rights attributes and the necessary limits of its intervention in practice. Excessive intervention of the “Right to Offline” in daily life may further deteriorate the work environment, increase judicial pressure and other negative eff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ts rights attributes, and explain the timing and conditions of its intervention in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legal redres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a’s labor market.
谢宇教授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三条基本原理，辨析其中的变异性原理可以发现，该原理并不足以作为基本原理。首先，辨析变异（variation）概念，它可以分为纵向之差与横向之变，量化研究中的变异关注的是量异而非质异，关注属性之异而非生命之变。其次，辨析哲学层次的“原理”概念，其意指世界（思维、存在）的本原或开端。再次，变异性原理本身执念于变，无视不变以及变与不变的思辨统一，且难以自圆其说。社会科学原理体系应该包含初级原理、次级原则和三级法则。初级原理是社会研究的逻辑开端，即对研究对象本身如何确定地存在进行概念辨析，次级原则是基于初级原理的基本预设，三级法则是基于次级原则的基本命题及其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纯粹的概念思辨，它是超越抽象思维而朝向并敬畏事情本身的关键。
时间性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权力结构问题，时间方向问题的背后是权力竞争及其结构化关系形态问题，有关时间性问题的探讨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赵鼎新教授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进路重构了关于中国历史时间与权力结构变迁关系的解释，提出以“儒法国家”的政体形式重塑中国的历史变迁叙事。尽管《儒法国家》强调要避免时空错置，但在时间问题的处理上仍存在如下值得商榷之处：（1）在若干现代概念代入的背后，存在着主客观时间维度的错位运用之嫌，并制造出时间的迷惑性；（2）“帝制儒学”概念中存在与时间单向延展、时间维度运用相关的矛盾；（3）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影响时间方向的维度，而《儒法国家》对该结构本身的探讨有限，以致忽略甚或错解了经济权力涌动对权力关系结构的影响问题。
从现代化的“中国之问”到中国的“现代化之问”，从“现代化成就中国”到“中国成就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被动现代化到自主现代化的转变，彰显现代化中国的自信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以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文明古国现代转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并联式赶超、作为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立下标杆。立己达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共同现代化事业。构建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我们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史重述人类现代化史，深刻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
对财富问题的认识是反映各时代经济思想变革的核心线索。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观念发展史，以近代时期的财富观念变革最为深刻。这种变革打破了传统财富观念的支配地位，融汇并生发出新的财富理念，由此奠定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石。近代中国财富观念变革包括循序渐进的四个层次：财富观念摆脱了道德伦理束缚，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财富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开始普及。其中，道德伦理色彩消退是近代财富观念变革的前提，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是传统财富观念革新的具体表现，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是财富认识方法领域的重要发展。近代中国财富观念的演进对于当今财富观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算法伦理是当前数字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不同批判理论聚焦的算法伦理问题侧重有所不同。其中，“技术批判”是建立在算法技术本体生成研究上的批判体系，“资本批判”强调对算法资本的权力、制度等方面开展批判，“文化批判”则强调对算法价值体系的批判。而空间转向是推动上述算法伦理批判理论走向整体化、深层化的必然趋势。在突破并整合传统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打破技术逻辑、资本逻辑、文化逻辑的线性束缚，进而实现算法社会空间的整体性耦合互动，勾勒算法空间本体、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算法空间的伦理生态基础建设。
阿Ｑ赋予钱大少爷三个称号：一个是“假洋鬼子”，属于诨名；一个是“里通外国的人”，属于罪名；一个是“秃儿。驴”，属于骂名。但历来研究者只重视第一个称号，对后两个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事实上，第二个称号内涵丰富。它是清末“汉奸”话语流布、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在民间形成的一个集体想象物，也与阿Ｑ本人的立场和态度有关。骂钱大公子是一个“里通外国的人”，绝不意味着阿Ｑ有一颗爱国心。他对钱大公子的辱骂，只不过是空洞的能指，是搬用的套语，与句子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与“假洋鬼子”一起构成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表意系统。
鲁迅论及《孟子》之处颇多，但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几乎未见，此缺憾有待填补。一方面须对《鲁迅全集》中涉及《孟子》的 98 个条目从元典层面进行细读、对读，并分项梳理，如鲁迅批孟时的“误读”现象及其原因，鲁迅批判“圣人之徒”时对孟子的“殃及”，鲁迅借孟子之言对社会生活、人事现象的刻画、讽刺与揭露，以及鲁迅对孟子的认同与赞颂等。另一方面应将分项梳理综合起来，并与鲁迅在别处泛论孔孟及儒家的内容相结合，全面总结鲁迅的孟子观。总之，鲁迅对孟子的批驳多在观点层面，二者内在的思想逻辑多有一致、相通之处，统一于中华人文精神中刚健不屈、与时俱进的文化逻辑与精神原则。鲁迅对孟子乃至孔儒的批判，实则可视为中华人文精神在社会形态剧烈转型、破而后立关头的自我更新、自我批判。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西医之争作为“新旧”之争的重要内容愈演愈烈。鲁迅是中西医论争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尤其是围绕父亲的病所展开的何廉臣批判，在鲁迅笔下，何廉臣批判经历了从私下到公开，从泛化的传统批判到针对具体个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在1925年中医教育提案风波的契机下宣告完成。鲁迅的批判不是一场追剿“巫医”的行动，而是针对汇通派中医的文化批判。明清以来医学界早已自觉展开一种具有相当宽容性的中西汇通实践，但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主张中西汇通的医学改良派被启蒙者视为医学现代化的主要威胁甚至反动派，这与同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批判东西调和论是一致的。一个世纪过去，当下很多有关中西医之争的话题仍处在鲁迅何廉臣批判的延长线上，从新文化运动的侧面进入中国医学现代化讨论的源头语境或许有助于解析这种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