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是思想的本质，而虚拟的时空错位、穿越有助于建立虚拟的跨主体性，或形成古今思想的虚拟合作方式，创造一种“合心”状态，以“古今之合”超越“古今之争”。分析虚拟的古今对话的有效条件，邀请古人成为我们的当代人或称古今穿越必然自动生成“人类学家”的旁观视域，这种时空错位形成的陌生化旁观视域有助于思想回复到本意为旁观的“理论”而得以重新发现问题，或让问题重新出生。
“查知比对”是ChatGPT的汉语翻译，是采取音译加意译的方式生成的双模糊表述。使用“查知比对”这一术语进入汉语表述，可以避免直接使用“ChatGPT”英文表述所带来的语言环境违和感。人类的文学和文化艺术迄今至少经历了五次来自科技大潮的冲击，而此次“查知比对”的出世可谓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体认知撕裂。一方面是人类面对其冲击所产生的技术伦理、科学伦理、人文伦理三方面的危机感，衍生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警惕心态及相应的防范机制；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兴奋乃至期待的心态。对“查知比对”所带来的文学文化学术冲击力的估计，取决于我们对其所具有的“写作能力”的理性估算：“查知比对”无法回避一般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及表达，它在模仿性“写作”中无法真正进入个性化的境界，无法体现个别性、偶然性、幻想性、联想性的思维。
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存在“关联性”。“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是研究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文学，不是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将“思想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不只是关注思想影响了文学，而是讨论思想如何影响了文学，文学又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和创造了思想。因此，这一研究凸显的是“思想”与“问题”的对话——视野是思想史的，问题则在文学史。思想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清理和呈现“外在影响”的同时更侧重关注“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因而，也是把“外在影响”转换为“内部生成”的一种考察，由此或可打开进入文学史乃至人类精神史的另一条路径，重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司法实用主义思潮借助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发展出语义虚无论据，并质疑法律语言具有预先确定和具有约束力的意义。在实用论者看来，语义虚无论据可以得到无用论和冗余论的支撑。但是这类论据过于激进，无法得到语言哲学上的证立。尽管法律语言具有动态变化开放的特点，但法律文本仍然是解读规范意旨的重要依据，语言意义也具有解释层面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要真正理解法律和司法裁判，就要尊重法律语言的独立性及其规范性，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等法治价值。法律规则的语言意义（文义）既是司法裁判的“初始之言”，也是限制其他解释方法随意发挥作用的“终止之语”。
作为involution中译词的“内卷”，在当下国内网络流行话语中是一个充斥着负面情绪的热词。囿于分析模型的合法性危机及语用学困境，“内卷”被用于联系involution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中介词作用即将消解。在社会—历史生产翻译（诠释）观视域中，通过一种形式批判和社会—历史诠释可以发现，“合转”有可能替代“内卷”成为联系involution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型中介词。在澄清其形式与社会—历史逻辑结构基础上，“合转”作为involution的新译词，可被用于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合法性，通过反观、反思和追问来寻找符合本土实际的真正创新之路，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完善。
现代性的流行方案出自西方。在西方国家内部，现代性不是单一的，有源自世界各地的现代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结构的多元态势更令人瞩目。前者可以从早期现代性的视角理解，后者则需要从成熟现代性的角度定位。现代性之多元，不在要素-因素上确定，而在结构-体系上呈现。多元现代性之间如何相处、怎样磨合、有否共识、能否协调，成为人类面对多元现代性处境的难题。多元现代性的冲突论曾经流行，多元性的对话论相应成形。多元现代性之间不应以各自独立、独自坚持的方式相处。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冲突、对话与共识、互融中善待彼此，并形成平等的国际秩序。基于国际正义、世界主义的多元现代性，可能是解决多元现代性的共识问题的一个出路。
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政治的真实本性在于人民性，即人民统治和治理社会，具体体现为人民为了自身的幸福，运用法律统治社会，并授权其代表在法律范围内依据法律治理社会的社会管理活动。政治是在人类基本共同体日益复杂化的条件下伴随国家出现的，它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凭借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公共权力对社会实行治理的活动及其方式。到目前为止的政治都是统治阶级以国家为载体实现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政治必定与国家相伴随，更不意味着国家的本质就是政治的真实本性。政治本性源自社会本性，而社会本性源自人类本性，人类本性则是与万物相通的。社会本性是政治本性的直接基础，人类本性则是政治本性的深层根基。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历程中隐含着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包容性格局，其在迈向现代世界的转型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性发展之中，并成为其中多样性文化一员的自我选择。这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朝向人类共同性的基于各种媒介性沟通所创造出的共同性文明发展的新姿态。而在人类共同性意识的构建上，它会基于一种相互性构建的原则而不断展开，并存在一种彼此互构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相互构建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世界所激发出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转型，进而在自我的文化觉知之中重新去看待自身文化传统的存在，最终实现不再纠结于传统的那种传统利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走向和认同归属。
对于文明的类型与转型，国内多数学者局限于“古今-中西”的框架中，然而这一文明类型的划分看到的是文明的外在性，即时代性和地域性，忽视了文明的主体，即人本身。从人性-需要的新维度审视各种文明可以发现，人性及其需要的外显表现为文化，而文化要素的整体构成一种文明。人性-需要包含了物欲-生理、自保-安全、社群-归属、耻感-尊严、理性-认知、鉴赏-审美、信仰-超越等元素，由之衍生出同构性的诸文化要素和作为其整体的文明类型。于是，内在的人性-需要便构成了文明的本质，也成为文明划分的主要依据和引导文明转型的方向与目标，基于此建构的文明将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新文明。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认识新质生产力，将激活数据潜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方向，有助于更好地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将新质生产力问题归类为生产要素问题、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和制度环境问题，探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与以实体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不同可以发现，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通用、复用的独有特征；充分激活数据潜能，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做优效率，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优化附加值结构，在生态化市场体系中优化制度环境并释放数字化红利。
基于劳动力市场存量—流量模型，通过对就业市场测量统计的相关理论基础、指标体系及技术定义等的学术回顾可以发现，当下我国就业市场监测体系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诸如测量和统计还不够精准，调查失业率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信息，现有劳动力调查数据开发利用不够充分等。对此，有必要优化充分就业的界定，强化就业市场全方位监测，适时启动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择机共享劳动力调查微观数据库，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和方法，进一步提升调查数据的有效性，推动我国加速迈入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新阶段。
生成式AI的范式革新、技术应用和产业转型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重构性的影响，这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生成式革命的浪潮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影响和潜在问题。生成式AI的技术创新催生了全新的内容生态，塑造了新型人机关系，并重新定义了技术哲学的内涵。然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后，生成式革命的警示和代价也逐渐浮现出来。ChatGPT的倾向性问题凸显了技术的非中立特性，智能生成需要庞大的故事数据库作为支撑，其便利性背后潜藏着数字八股和叙事“僵死”的危机。此外，深度伪造导致的“无事实”状态也揭示了智能传播的非智能之处。这些都是生成式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挑战。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