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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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1期全文

2024(11):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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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1期目录

2024(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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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八）|我们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中国社会变迁与自主知识生产（米加宁，诸大建，吕鹏，梁玉成，姜利标，梁晨）

米加宁, 诸大建, 吕鹏, 梁玉成, 姜利标, 梁晨

2024(1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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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十大认识论问题

米加宁

2024(1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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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强可持续性范式与中国发展 C 模式

诸大建

2024(1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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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大型社会模拟器：社会知识生产的大科学装置

吕鹏

2024(11):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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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基于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测试社会学”

梁玉成

2024(11):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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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数据内爆时代认知范式变革下的知识生产

姜利标

2024(11):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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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数字技术方法与研究范式转型——以历史学为例

梁晨

2024(11):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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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九）|人机互生：范式革命与知识生产重构

邱泽奇

2024(11):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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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范式、知识传播范式和知识扩散范式是三重相互关联且机制各异的不同指称。当三重范式组合为一个协同体系时，便是知识生产范式。知识生产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源远流长。当我们用知识生产范式去分析时，会发现范式革命的次数极其稀少，除了古代社会对理性运用的残缺范式，在遇到新一代人工智能之前，也就只有从科学革命开始建立的完整范式。以 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的知识生产，形成人类与机器互生的知识生产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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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从康德到第三形而上学

邓晓芒

2024(11):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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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可从两种形而上学之间的“桥梁”提升为第三种形而上学，即审美的形而上学，它才是前两种形而上学的根。这原本也是康德文本中可能隐含的意思，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只是西方传统的“物理学之后”和“存在论”，审美在这种意义上只能是“桥梁”，但审美形而上学是超越存在论的“语言学之后”，它从诗性和隐喻结构来看待语言的本质，并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提供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按照黑格尔的思路将康德美学引上了一种动态的诠释学本体论，虽然完成了一次“语言学转向”，但由于受到传统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局限，仍然未能上升到“语言学之后”的视野。这种非存在论的或超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只有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即“伦理学之后”中才找到了支持，但后者由于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而同样未能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第三形而上学则是经过对西方“物理学之后”和中国“伦理学之后”加以综合而超越双方之上所提出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形而上学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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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人是什么——康德的第四问

何怀宏

2024(11):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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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晚年对第四问的探讨基本是一种综合性、概括性和总结性的探讨。尤其对其认识论和道德哲学来说是这样，他将认识论和道德哲学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范畴中来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重要补充：一是联系历史政治对人性的探讨（道德哲学的延伸）；二是联系宗教对人性的探讨（回答第三问，但将两问结合）；三是从经验观察到对人性的直接探讨（如实用人类学）。“人应当是什么”或者“人将会是什么”还是要受到“人实际是什么”的限制的，这意味着我们要看到人不仅有理性，还有非理性。全面地看待“人是什么”，还应该深入分析人的欲望、非道德情感、各种意志（而不仅仅是道德意志）以及信仰——不仅是在单纯理性的范围内，还有对历史和现实的宗教形态的分析。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不仅要看到认知的局限性，还应意识到道德和审美的有限性。虽然康德并没有像他在回答前三问中那样，特别地提出一个根本的新理论和原则，但第四问的提出依然有重要价值：不仅为康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以审视其全部的四问，甚至观察全部的康德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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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论康德与儒家的“文明互鉴”——百年康德接受史反思

邓安庆

2024(11): 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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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传播康德的学者正是从创造新文化的实践中把握到了以自由为核心的康德哲学的魅力，他们通过对康德的专家型解读和思想性对话的相互促进，阐明了只有在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的“文明互鉴”中才能真正发现各自思想中的真理与义理。因此，新一代的康德研究者，要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轨道上获得真切的哲学问题意识，形成有自身风格的原创性的康德释义学，才有可能赢得国际康德学界的承认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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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十四）|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权利问题

杨国荣

2024(11):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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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首先以个体为依托。在权利这一层面，个体的追求往往彼此相异甚至分离，由此可能导致各种对立。与之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仁道”的观念。权利意识仅仅关注个体权利和个体利益，而仁道则是以所有人具有的内在价值为关注点。人的权利本身有其物质基础，也有精神内涵。前者关乎生命存在的基本形态，涉及各种感性需要，后者则与人的存在的精神性层面相联系。只有在形成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个体才会有精神层面的自觉追求。人的权利还具有实质与形式的方面，二者本质上相互关联。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贤能政治与近代和现代传统中的群众路线，都关乎以上方面，需要高度重视。民主与民本的分辨，是需要关注的另一问题。认为民本就是以民为本，民主则是人民主权，二者泾渭分明，这种流行之论并不确切。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蕴含着民主内容，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的权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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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十四）|敞开未来：文明史叙事的第一轴心期迷思与第二轴心期拓展

任剑涛

2024(11): 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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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叙事是一个关乎人类从过去、经现在走向未来的大历史叙述。第一轴心期让人们高度关注作为文明源头的过去。这促成了一种文明史叙事的基本倾向：人们不仅习惯于在面对困境时回到第一轴心期寻找解决方案，而且将自己面对的一切境遇归之于第一轴心期，进而将人类的命运紧紧地与第一轴心期关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具有深厚根由的思维模式，但也是一种缺陷愈来愈明显的思维定势：第一轴心期的迷思，遮蔽了关注第二轴心期的目光。第二轴心期是近四百年渐次展开的时期，它不同于处理人己关系的第一轴心期，着重处理的是人机关系。它是人类走向一个崭新未来的时期。能不能够从面向过去的第一轴心时代迈进面对未来的第二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正面临的一个究竟是堵塞未来还是敞开未来的重大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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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结构类型探析

周敬青

2024(11):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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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日益显现出制度化、规范化、制度规范体系化的特征。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一新的重大概念的提出，以及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造就勇于自我革命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客观需要。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由多种类型的规范体系同构而成，主要包括以宪法为统领的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规范体系、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为统领的党的规范性文件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四个子规范体系有机耦合，共同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基本结构；四个子规范体系在不同场域、不同层次对党的自我革命发挥着指引和约束作用；四个子规范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保障，共同保证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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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高质量发展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改革方法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对策思路

杨志勇

2024(11):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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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财税改革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财力保障。现代财政制度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是数字财政、发展型财政以及经济建设财政。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秉持正确的方法，形成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法论。结合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应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持系统的改革方法、坚持在开放中推进改革、坚持不断提升改革能力。唯有不断提升改革能力，才是应对未来挑战、确保改革持续深化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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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高质量发展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何以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

李炜光, 臧建文

2024(11): 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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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税体制是市场经济与国家治理的关键连接点。财政社会学理论揭示了财税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这是以财税体制改革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的理论基础。研究发现，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市场统一、社会公平正义及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为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政策指引。基于财税体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传导机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聚焦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以及央地关系调整等方面，并以此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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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愤怒的生成逻辑与情感治理

马向真, 张金金

2024(11): 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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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既有“正义之怒”，也有“疯狂之怒”。为了更公允地评价愤怒情感，并对其进行有效引导和控制，可对愤怒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渴望得到承认是愤怒产生的道德心理基础；对正义规范的认知与信念是愤怒产生的道德认知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愤怒产生的关系基础。为了防止基于承认、正义的反抗之怒，恶化为怨恨与仇恨而造成社会共同体的撕裂，应该顺着愤怒的指引，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促进相互承认，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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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五十）|如何呈现“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笔谈）

葛兆光, 陈恒, 章清, 段志强

2024(11): 13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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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不少关于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陆续出版相比，中国学者自己叙述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还相对缺乏。2024 年，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历史学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全三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不同于来自西方的各种全球史叙述，呈现了中国历史学者眼中的全球史观。为推动我国的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融会贯通，本期以《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出版为讨论契机，特邀葛兆光、陈恒、章清、段志强四位学者，将讨论进一步延展，以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全球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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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五十）|论多边主义的话语竞争：空间、身份与制度

李将, 赵骏

2024(11): 148-157.

摘要 ( 18 ) PDF全文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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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是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范式，是主要大国致力于掌握秩序权力、塑造秩序格局的关键话语。多边主义话语可以通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空间认知、身份定位和制度评价三个视角来解读。多边主义话语竞争首要指向国家对世界空间的认知及其规治观念的差异。国家继而寻求自身在共同空间中的妥当身份，与此相伴的是国际社会中结构性的身份差别和身份再区分的过程。多边主义话语竞争以国际制度为落脚点，在内容上体现为国家对国际制度契合自身利益、遵守权威界限以及符合公平预期所形成的评价和竞争性诉求。新时代背景下，挖掘多边主义话语竞争背景下的自主性理论，寻求多边主义话语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实践意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学界提出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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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五十）|如何重新定义文明——构建跨文明比较的概念工具

里亚·格林菲尔德

2024(11): 158-172.

摘要 ( 30 ) PDF全文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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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崛起为西方学者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角，在涂尔干和韦伯提出了超国家文化统一体“文明”的概念之后，关于文明分析的发展经历颇多坎坷，而比较视角令文明这一议题重新得到关注。人类是由文化构成的独特现实，文明之间的区别是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根源，“文明”是自主系统的家庭集合，共享共同的文明首要原则，虽然彼此之间没有系统性连接，但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以此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所强调的中庸之道、凡事有度、通融与和谐，以及中华文明对不同文化所抱持的有容乃大的务实态度。当下，应当为针对人的研究增添独立的跨文明比较的概念工具，为跨文明比较和全面理解社会生活，系统地搭建必要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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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青春与诗——以德皇威廉时代的“最年轻一代”为例

杨宏芹

2024(11): 173-183.

摘要 ( 31 ) PDF全文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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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时代“最年轻一代”是指以霍迪斯和海姆为领军的德国表现主义诗人群，对它有两个界定：这批诗人均为 1885—1896 年出生，与德皇威廉时代同期；精神上表现为敏感、反叛、暴力等特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特殊的关系。以往对德国表现主义诗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审美政治性，对其青春特质尚未关注。“青春”是 20 世纪中外文学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与同时期德国社会的青年运动相呼应，“最年轻一代”在其诗歌中呈现出“爆裂”的青春姿态，反抗工业文明，宣扬“青年崇拜”，呼唤“人类的曙光”，并最终在战争中迎来死亡宿命。作为一个“青春”的个案，其文学形态和生命政治折射出时代思潮，表现出具有先锋性的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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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人文城市与可编程城市|可编程城市：数字媒介与城市文明（笔谈）

周海晏, 李梦颖, 张昱辰

2024(11): 184-200.

摘要 ( 35 ) PDF全文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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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权利 / 权力的运作中，数字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性媒介成为考察数智时代城市运作的崭新视角，“可编程城市”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范例，它揭示了数字技术作为动能，正在激起城市运作机制及城市文化的更新。可编程城市理论凸显了技术媒介视角对于城市研究的价值。可编程城市研究旨在探查数字技术逻辑与城市生活交融的生成性，亦借此反观媒介的力量，为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媒介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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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跨越“监控资本主义”：数智时代的传播异化及治理

彭思思

2024(11): 201-208.

摘要 ( 42 ) PDF全文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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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是人类社会“现代性”进化到“第三现代性”的新阶段，数智社会的传播异化有着由技术性的工具异化向制度性的社会异化转变的趋势。对人类来讲，获得数智化的信息便利而丧失自身行为数据的资源化收益，既是“利己”也是“异己”的。人的无意识“被资源化”和“被数智化”，恰恰铺垫了“监控资本主义”的历史登台。在“监控资本主义”的权力场域下，“第二种文本”成为社会传播监控异化的文本载体，“行为期货市场”成为监控资本利益的变现场所，而“监控例外主义”则成为维持监控资本法外运行的制度根基。数智时代下的社会传播应突破“监控资本主义”的桎梏，以人本主义重塑技术、资本与民主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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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1期英文摘要

2024(11): 209-212.

摘要 ( 18 ) PDF全文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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