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在公共空间中展开，以公共理性认准及认准程度为标志，使阐释成为公共阐释。公共空间、公共前提、公共理性、公共阐释，均以公共为基准。如此，确证公共本义，把握公共蕴含，成为认知阐释何在、阐释何能、阐释最终为阐释的根本问题。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对“公”与“共”及组合词“公共”多有涉及，近代以来西方多位思想家对此也有丰富论述，但两者差别甚大。在此语境下，以中国话语为基准，辨析和讨论“公共”之词义、语义、意义，寻求和确定阐释的公共性质与根据，对阐释论框架下的公共阐释具有根本性意义。人类的精神公共由阐而可能，由阐而实现，把握好阐与公共，在公共中创造，创造超越公共，将为人类精神进步开辟新的道路。
立足于海洋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亚洲、世界、自然、历史及文化，将提供一种新的叙事视角。为此，必须将海的理念、海的由来、海的动力、海与各方的关系等当成对象、方法，进而当成思想来思考讨论。海洋世界史研究不仅需要重视自然环境和海洋的作用，还需通过海洋与海域的视角来理解各个海域的历史特色。同时，海洋世界史还应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历史研究，通过全球史的视角来扩大时间和空间的范围，特别是要将气象、市场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当代贤能政治论争由于采用不同的“贤能”叙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境错位与概念含混。为此需要在厘清“贤能”多重含义及历史叙事基础上，重新辨识传统贤能政治中合现代性的话语，建构贤能政治的现代叙事方式。基于“尚力”“尚财”“尚德”三种元话语，传统贤能政治衍生出斗争与刑罚、祭祀与经纪、教化与吸纳六种主要叙事原理，并按照一定的发生逻辑与主从关系组合形塑了不同特征的贤能政治形态。现代贤能政治的话语场域应当由权力关系话语回归伦理关系话语，由纵向的传统伦理关系叙事重构横向的合现代性的伦理关系叙事。源于对家庭、家国、国际、自然、人机等差序关系的审慎思考，贤能政治能够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提供积极正面的话语支持，也将为人类文明形态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孙向晨教授在《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中提出现代中国乃至理想社会需要保有个体与亲亲这双重本体，此种对亲亲在中国文化中本体论地位的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嫌。哪怕是在儒家哲学内部，也有对家的不同理解，哲学家应该做的是从规范角度构建家哲学。在这一点上，张祥龙和张再林教授试图给出更加充分的家的形上学。但这种努力无法在现代社会多元的事实面前拥有普遍意义，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薄版本”的政治哲学。在这个视角下，孙向晨对个体观念的独特性及其西方来源的论述有太强的形上学意味，而一种对现代性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个体观念的普遍根源，并探求个体真正的正面意义。
“去增长”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生态批判的重要理论，以斋藤幸平为代表的当代学者们通过重解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力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并以“社会的新陈代谢”为核心主题试图勾勒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去增长”理论正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但该理论以退缩的姿态简单地拒斥生产力的发展，未能辩证地处理人类的有限性与自我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从理论到现实的展开，依然需要借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发展，由此持续创造非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始终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回应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为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提供世界性的方案。
今天，面对充满各种可能、不确定性乃至危机的人类世时代，人类或将面临被自身造物取代的命运（譬如人工智能的高速迭代），而同为人类创造的神话和作为新神话的科幻，是否能唤起另一种超越的力量，是否可能建构起某种新的认知、思维以应对不再稳定如常的时代和未来？近日，奇幻文学作家刘宇昆和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科幻研究学者宋明炜围绕“科幻与神话 ：飞跃人类世”发表演讲。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龚咏诗博士、郁旭映博士，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中心访问学者三丰博士参与讨论。本刊特摘选对谈精华，以飨读者。
在地缘政治、科技博弈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叠加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从“安全因素”出发设计产业政策，加强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战略空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挤压。在“发展和安全并举”这一新命题下，从产业战略安全视角切入，回顾产业政策主导逻辑“从数量到质量”“从效率到安全”转换的理论基础，梳理产业政策战略目标演变的三条主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时代内涵。基于此，实践层面的产业政策有四种调整方向：一是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二是提倡普惠性产业政策；三是注重竞争战略上的考量；四是在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下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安全体系。
生物安全问题是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要课题。在广义生物安全观的视角下，超大城市的生物安全问题呈现出以人群健康为中心、性质上的高度风险性、影响结果的交叠性等具体样态。在治理进路层面，超大城市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整体系统观为方法论依据，将生态整体主义和整体性治理方法转化为相应的制度供给。在法律机制层面，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思路，从风险防控、过程管理和应急管理三个方面，完善超大城市生物安全治理的法律机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超大城市中的人居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该问题如何进行制度化应对是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面向。人居环境问题的治理应遵循环境法的制度路径，但人居环境又具有人工化、与居民密切关联等特征，其保护制度需要适应其特征进行发展和创新。人居环境法是环境法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其目标和制度要在环境法体系中确定，并协调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其中，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民事制度仍是人居环境法律制度的基本方面，具体内容要根据人居环境保护的特征和具体需要来设计。
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需要反思，21世纪乃至当下的新乡土创作需要放在一百年的延长线上检视，乡土文学的一百年与二十年之间如何勾连、如何转折、如何再造？文学能否又如何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立足本土实践，乡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新型关系如何认识、如何建构？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一种“新城乡文学”是否已破土而出？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期专栏特约请贺仲明、雷鸣、张丽军三位研究者围绕“百年乡土文学与新乡村书写”展开讨论。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两种足以重组政治结构、重置权力关系的激进思潮。前者在其概念形成之时便与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是推动现代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力量；后者的出现要晚近得多，是一种国家内部因大众不满而形成的政治表达，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与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以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方出现了日渐清晰的合流之势。尽管前者强调民族主权的排他性占有，后者追求人民主权的决定性地位，但是人民的多义性和民族的政治化建立了二者核心范畴的对接关系。作为极具号召力的大众政治思潮，民族主义追求我族与他族的内外区分，民粹主义强调精英与民众的上下区分，由于动员话语的关联、对抗目标的合一和政治光谱的趋同，两种思潮的动员结构出现了纵横交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最终合流，本质上是两种历史路径不同的政治思潮通过核心范畴对接、动员结构重叠而实现的结果。这一合流强化了极端右翼的意识形态力量，增强了反建制力量挑战和变革既有政治秩序的能力。
在社会由网络社会向平台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全球传播网络结构经历了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转变，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形态。具体而言，在技术层面，在全球范围内连接更多节点的诉求促成了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对社会结构和形态产生影响；在资本层面，以获利为动力，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制度和资本运作形态进行了再结构，从信息资本主义发展到平台资本主义。传播结构变化在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两个方面反映出“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社会规律和特征。同时，这两种状态在相互博弈中可能会使未来全球传播结构出现新生态和新趋势。
中外关于“中国”的解读存在差异。当前国际社会格局的转变与当代中国的崛起，日益凸显出西方中国学既往研究范式在解读中国时的效用困境。世界中国学倡导深入践行“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以区域研究为方法路径，通过“深读”的文本分析与“躬行”的经验研究与世界共议“何为中国”。世界中国学以文明比较的视野，关注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中“人”的丰富内涵，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理念。在此范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从西方理论的消费者逐步转变为全球范围内中国研究的主体与中国道理的讲述者，并在此过程中期冀形成本土立场与全球眼光兼具的中国知识，助益人类文明互鉴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