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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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全文

2024(7):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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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目录

2024(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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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加快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李凤亮，周建新，花建，魏鹏举，祁述裕，臧志彭，陈能军）

李凤亮, 周建新, 花建, 魏鹏举, 祁述裕, 臧志彭, 陈能军

2024(7):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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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以优化发展生态催生文化新质生产力

李凤亮

2024(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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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性与逻辑意蕴

周建新

2024(7):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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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与实践重点

花建

2024(7):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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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强国愿景的效用

魏鹏举

2024(7):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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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培育新质生产力：科技与文化的“双轮驱动”

祁述裕

2024(7):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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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文化新质生产力：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升维驱动

臧志彭

2024(7):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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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型生产要素融合创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内容

陈能军

2024(7):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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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十一）|道德的追问：价值构建与品质培养

张立文

2024(7): 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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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道德学是指和谐、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原则规范关系的和合。一切可欲、使人快乐、给人幸福的对象都可称为善或好，但其并非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和好，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与好，一直与义利、理欲、善恶话题、人性学说、人生哲学相联通。义善融合，义利相融。中华民族先圣先资经竭诚反思，在反复的实践、反思中构建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而登上时代伦理道德的高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极其重视政、经、文、制度、科技及伦理道德、乡风家规、儒墨道法的实践，创造了“四大发明”，成为“礼仪之邦”，以独特的品格、风采、神韵、素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连续五千年没有中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道德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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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如何书写社会理论史——一个四维研究框架

李钧鹏, 许松影

2024(7): 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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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史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导致理论史梳理基本等同于人物或学派介绍。对此，可以从研究对象、写作范式、演变模式和解释方式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第一，社会理论史应当以特定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避免观点的堆砌；第二，社会理论史应当依据内涵而非词语本身来考察特定的概念，并注重研究概念体系的演变；第三，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呈现六种可能模式，即预支、继承、复苏、改造、遗忘和终结；第四，社会理论史研究在解释方式上应当着重协调解读与解释、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提供综合性解释。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灵感和研究手段，是社会理论史可以借鉴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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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学生欺凌防治之理论思辨与路径调适|学生欺凌防治：理性再识与路径调适

姚建龙

2024(7):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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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的公共议题既推动了正式治理，也使公众认知及公共对策饱受罪案之困。治理初期保持了相对理性的综合治理思路，但对学生欺凌行为处置的宽纵饱受诟病，对零容忍政策的曲解在法律化过程中也有成为“正解”的趋势。思路的错位导致公众寄希望于通过对学生欺凌行为的事后处置达成学生欺凌治理的目标，并为严罚倾向的形成提供了支撑。对此，应当从个案处置与类案防治两个维度区分学生欺凌行为与学生欺凌现象，对前者应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处遇理念，对后者则应依托治理理论，面向成长环境进行前端治理。学生欺凌防治需要专门立法，需要完善的保护处分制度，更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家庭首责、学校主责、社会参与的综合防治格局，尽可能“让学生欺凌问题不出校门”，不断健全救济与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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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学生欺凌防治之理论思辨与路径调适|学生欺凌治理二元论及其法律建构

张善根

2024(7):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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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治理应当以二元论为基础，不断对学生欺凌治理进行系统化的法律建构。其基本思路是，在一元治理体系之外，以未成年人为基准，建构以学校为中心的学生欺凌治理体系。一方面，通过管教权建构学校管教体系及社会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学生欺凌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建构学生欺凌治理能力标准体系、提升体系和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学校的学生欺凌治理能力。只有对学生欺凌二元治理进行全面性、整体性、体系化的顶层设计，才能有效应对学生欺凌问题，实现前端治理。同时，二元治理并非仅限于学校治理层面。二元治理格局不仅在于学校与成人社会的分治，更在于形成二元治理结构促成共治。因此，二元治理还需要建构二元协同机制，塑造分级干预、分层治理体系。从更长远计，应当充分重视并考量学校作为“未成年人社会”这一基本属性，以学校为基本场域，整合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规范，建构与“未成年人社会”相适应的法律系统和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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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

陶东风, 刘康, 曾军, 张俊丽

2024(7): 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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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困扰了中西知识界数百年。西方从亚当·斯密的“中华文明静滞论”、黑格尔的“中国没有历史”，到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观点；中国从“器道”之争、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到“文化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运动或思潮，可以说都聚焦于此。近年，欧美和中国学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展开“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受到中西学界的广泛关注，但这一话题中的一些核心命题，比如何为“理论”、何为“中国问题”、何为“中国理论”、何为“中西”等，仍亟待讨论并进一步澄清。《探索与争鸣》曾就这一话题组织刊发《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本次对谈系对前次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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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全球风险扩散与治理韧性建设

韩笑, 吴志成

2024(7): 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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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调整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又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挑战交织集聚且加速扩散，全球体系呈现明显的脆弱性特征。有效识别当前全球体系面临的风险及其联动机制，加强全球治理韧性建设，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议题。人类活动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民族国家的自利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不断催生着生态环境、经济网络、政治系统和价值体系的全球风险。这些风险彼此联系又相互转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整体机制，使传统治理的控制性、确定性和安全性逻辑受到挑战，全球系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事务的复杂危机和多元风险，国际社会应以培育共同价值为纽带提振全球信任、以国际多边合作推动有效制度供给、以协同式设计促进全球治理制度互动、以数字建设提升全球治理的行动效能，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及时适应、快速调适、有效协作和迅速恢复的韧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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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国家治理法治化：话语张力与理想类型——基于对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分析

向淼

2024(7): 1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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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法治通常被认为具有内在一致性而被视为后发国家的改革方案，二者也随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目标的提出而被整合进同一话语。既有研究多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讨论治理与法治，但较少反思二者的复杂关系以及治理法治化的理想类型。对全球和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和法治理论的分析表明，治理与法治并未在治理法治化话语中得到充分整合，治理与法治话语之间存在分歧、混合、转换等不同类型的关系模式。对中国语境下从招商引资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实践的分析则表明，治理法治化是治理与法治从分歧走向混合和转换、从而兼顾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动态变迁过程。营商环境法治化应该超越地方竞争式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促进政策的法治化转型并增强法治的权威性、约束力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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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行刑二元：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新范式

刘宪权, 董文凯

2024(7): 1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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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违法行为的治理必然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环节监督、多部门法规制的多元共治的过程。其中，科技治理理论和法秩序统一原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行刑二元治理模式的理论依据；而源于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论的立场之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可能存在行刑界定之惑。为了减少技术革新对法律秩序稳定性的影响，我国应当首先在前置法层面制定规制涉生成式人工智能一般违法行为的行政法，然后再在刑法中增设规制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行为新类型的罪名，进而呈现出由行及刑（由行政法等前置法向刑法延伸）的立法结构。在行政法等前置法中，应当构建基于风险程度的分类分级管控制度，建立并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准入审查、全流程数据透明度披露以及事前合法性评估等机制。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新型法定犯，可以将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以附属刑法的方式直接规定在行政法等前置法之中，同时将相关犯罪的法定刑统一规定于刑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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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以技术周期为视角的考察

陈玮, 耿曙

2024(7): 13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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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何种制度优势？中国国企和民企所处制度环境在治理模式、金融关系、劳资关系、组织网络等方面均不同。不同的制度环境塑造出企业不同的创新优势：国有体制更有利于塑造企业追求长期目标、获得耐心资本、实现稳定的雇佣关系与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国企在“长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民营体制则更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市场反应与组织调整能力，因此民企在“短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中国产业体系中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双方基于各自优势，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展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多样且互补的产业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也能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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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美学思考——从“亲生命”“敬畏感”到“水意识”建构

周宪

2024(7): 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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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点，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以对母亲河长江的敬畏感为核心，一方面可发掘古往今来形成的长江文化中深邃的生态智慧，并与当代生态学新知识和新观念对接，为新时代长江文化的重构提供丰富资源；另一方面可通过探讨公园建设中的景观叙事与敬畏感陶养的复杂关联，探索以场所建构和“水意识”唤起为策略的建设路径，从而塑造公民的“亲生命”（“亲环境”）行为，夯实保护母亲河长江的广泛社会－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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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中国史场域叙事的完整性——游牧地区的视角

李磊

2024(7): 15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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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二元关系是中国历史场域中的核心事件。中国史场域的完整性不仅取决于农耕地区历史运动的自立性，也取决于游牧地区历史所具有的中国史属性。尽管成中国历史场域的游牧地区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但其游牧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中国游牧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更多与中原农耕地区相关，其兴起与衰落过程也与中原王朝相对应；中国游牧地区族群所具有的政治体量优势与组织化优势使其在欧亚草原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常常成为民族大迁徙的策源地。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存在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联系，但中国游牧地区仍然具有中国历史场域的性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中国游牧族群的迁徙受到中外地缘关系变化的推动，中国历史的场域范围也随之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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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解方法与问题意识

孙义文, 潘德荣

2024(7): 1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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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方法的探索上，应该首先对理解的问题意识本身进行分析。从近年来对“Aufhebung”汉译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个意识起于我们认识到既已形成的经典理解已经和现实产生了张力。这种张力的产生，起因于实践活动本身的具体性、语言在实践活动中直观以及意义的变化、实践发展程度以及实践活动中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所以，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中的问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目标，就必须回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将经典的理解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和引领；同时将经典的理解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经典和现实间张力的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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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英文摘要

2024(7): 1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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