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进步来有力地履行文科对于社会进步的知识和思想责任，这才是“新文科”之“新”的基本含义吧。事实上，仅仅从经济或者科技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对于“新文科”的迫切需求，或认为文科的“新”就在于从譬如数码化的角度来配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这本身就从反面确证了“新文科”为什么如此重要 ：正是因为缺乏基本的人文知识和素养，不能理解新的社会形态早已对文科进步形成新的需求，我们才会将“新文科”的“新”理解得这么狭隘吧。
文科范围内的一些学科，尤其是一些在文理交叉领域中形成的学科，例如管理学和金融学，它们的确有责任配合经济和科技状况的变化及时贡献自己的效用。但整体而言，文科对于社会最重要的责任，是及时去回应社会变化所提出的那些根本性的大问题，那些关乎人类命运和社会未来的大问题。最近三四十年间，这样的新提出的大问题已经排成了一长串，单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种将人定义为“生存竞争”下的“求胜者”的观念，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何为人之根本”与“何为社会之本”这样的哲学式大问题。
我们不但要重新思考大问题，更要将对大问题的新答案落实为应对现实社会及世界事务的新思路 ：如果这么来理解“新文科”的“新”，那就很显然，这个“新”的基本含义，是不可能靠仅仅出台几份文件来实现的，而是要由全体文科学人通过切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填充和夯实的。
如果这么来看，有一件事情就值得认真做了 ：“新文科”的要求已经提出了多年，我们的大学文科在这方面究竟做得如何？比如说，在把握和回答那些大问题上，我们形成了哪些新的思路？最近十多年来，大学文科的学术和教学制度有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新文科”的建设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类似的值得检讨的事项可以列出许多，但我们的这一组文章，却选择先来检讨其中的一个问题 ：这些年大学文科制度的新变化与“新文科”的建设目标，实际形成了怎样的关系？
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了一个契机 ：这组文章的作者所属的文化研究学科（Cultural Studies），从 2001 年建立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到 2005年建立文化研究系（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再到 2010 年设立文化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从教学到研究，从纸面出版到网络平台建设，从参与社会良性文化的实地建设，到开展多方面的国际合作，我们有了许多正向的积累，也有不少不成功的教训 ：二十年的时间，真是很长了。
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以“当代性”“跨学科性”和“批判性”为醒目特征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正切合“新文科”要求的知识和思想活动，因此，上海大学文化研究学科二十年的发展经历，正构成了一个检讨上述问题的恰当的标本。我还认为，在今天这样的文化情势下，对“不成功的教训”的检讨，是比对“正向的积累”的陈列更为重要的 ：在努力回应社会需求的道路上，我们的文科还
远没有到可以欣喜地检点成绩的时候。
当然，即便选定了标本，即便只聚焦于它的困难和不成功的一面，也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例如社会参与和国际合作，无法在这一组文章中得到呈现。以下四篇文章的聚焦点分别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招录和培养、对教师的考评、新教师的工作条件和对博士论文的评审这四个方面，虽然都会涉及其他方面的状况，但都只能简略提及，不展开谈了。
尽管如此，这一组文章实际触及的有关大学、文科学术、教师和学生等的问题还是相当多面，并不单一的。由此展开的分析和判断，也多有值得介绍的部分。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先报告一下四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最近十多年，在我们的大学里普遍展开的这一套覆盖教学、研究和人事管理的新的学术制度，虽然有值得理解的成因，有的部分也能起到不错的作用，但整体而言，它与“新文科”所指的方向多有不合，甚至有南辕北辙、彼此冲突之处，因此，它需要尽快得到足够的检讨和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