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通过叙事建构世界意义。当前，在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情境中，数字叙事正不断生成并成为建构数字社会的文化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实践方式，数字叙事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形成离散与聚合、相遇与互动、选择与控制等多重耦合的机制。这样的叙事机制指向碎片化与整体性的交织，人与技术的相融共生，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创造，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以及选择与控制的双向循环等特征。数字叙事由此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新方式，喻示着在充满不确定性、不断生成、边界消融的世界，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在破碎，而代之以另一种与一切他者保持开放平衡关系、减少熵增的努力。

新兴人工智能将深刻重塑当代政治，催生一系列前沿的政治学研究议题。新兴人工智能通过重构信息机制、交互机制、决策机制，对政治系统产生深远影响，突出表现在政治输入（选举政治、协商政治）、政治过程（政治代表过程、公共政策过程）、政治输出（政治回应、政治问责）三个环节及其六大场景中。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完全中性，新兴人工智能的内在技术属性决定了其内嵌的功能和风险，这些功能或风险会在不同的人机关系结构中被放大或遮蔽，呈现出多样的组态和生态。政治场景相较商业场景更具敏感性和冲突性，技术风险极易扩散为政治风险，对国家统治、政民关系和社会稳定产生冲击。然而，从“智能技术”到特定“政治后果”并非因果必然，其间受到制度环境、应用场景和治理策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规范人工智能的政治应用可从开发者、使用者、监管者三方着手，并结合“技术路径”与“关系路径”展开。深度智能呼唤深度民主。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最新成果，该思潮主张资本主义正在以一种倒退的形式——封建主义——走向终结。其封建性特点主要体现在类土地概念的回归、附庸关系的加深以及云贵族产生后等级秩序与权力架构的重新分配上。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基础上，技术封建主义提出了资本的第三属性，即资本具有对他人实施行为矫正的权力，这正是数字时代平台作用于用户的真实写照。不过，通过与马克思的对比就能发现，瓦鲁法基斯对资本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他试图通过证明利润变成地租、市场变成云封地来反证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一方案是失败的。我们必须明确消灭资本主义的关键是要回到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只要剩余价值和私有制不消失，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死”。所以，技术封建主义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带上雅努斯面具之后的双面伪装。

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二元关系是中国历史场域中的核心事件。中国史场域的完整性不仅取决于农耕地区历史运动的自立性，也取决于游牧地区历史所具有的中国史属性。尽管成中国历史场域的游牧地区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但其游牧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中国游牧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更多与中原农耕地区相关，其兴起与衰落过程也与中原王朝相对应；中国游牧地区族群所具有的政治体量优势与组织化优势使其在欧亚草原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常常成为民族大迁徙的策源地。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存在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联系，但中国游牧地区仍然具有中国历史场域的性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中国游牧族群的迁徙受到中外地缘关系变化的推动，中国历史的场域范围也随之更加明晰。

伴随量子力学理论对经典物理学的突破，重新考量因果关系和时间性迫在眉睫。当定域性不再是构成量子作用的必要条件时，量子纠缠现象对以时空联系为规定性的传统事本体论产生直接冲击，对以客观事物实在性为基础的现代定域实在论提出挑战。由于传统本体论无法解释微观世界，量子力学也无法解释宏观世界，逆向因果论就成为第三条出路。该路径对因果性概念重新作出解释，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时间顺序在因果关系中随之成为一种偶然特征。已有的时间理论将时间概念作为心理方式难以应对量子力学的挑战，而符合我们直觉的因果关系也无从解释量子力学。我们将“时间反演对称性”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时间概念，基于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以反事实条件句为前提，对原因和结果的区分不再依赖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当代学者仍难以对逆向因果和时间反演对称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两者应分属不同的解释模型。

社会理论史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导致理论史梳理基本等同于人物或学派介绍。对此，可以从研究对象、写作范式、演变模式和解释方式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第一，社会理论史应当以特定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避免观点的堆砌；第二，社会理论史应当依据内涵而非词语本身来考察特定的概念，并注重研究概念体系的演变；第三，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呈现六种可能模式，即预支、继承、复苏、改造、遗忘和终结；第四，社会理论史研究在解释方式上应当着重协调解读与解释、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提供综合性解释。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灵感和研究手段，是社会理论史可以借鉴的学术资源。

数字技术所驱动的基层平台治理，正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关节。基层社会的治理平台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组织结构。根据目的和功能的分类标准，基层数字治理平台可划分为管理型平台、合作型平台和协助型平台三类。面对基层“事多人少”的资源困境和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平台化逻辑、数字赋能逻辑，以及风险规避逻辑。然而，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逻辑与法治化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表现为价值层面效率至上与公平公正间的张力、技术迭代与立法滞后的矛盾、技术赋能与科层体制的冲突。对此，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化需要对技术理性保持高度审慎，探索适当超前和多元的规范供给模式，以及明确平台的法律性质与运行机制。

“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是视过去的“自己”为“他者”，以“自我”为工具，将个人经验问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把自己作为方法”呼应了常人方法学的基本主张，更是常人方法学的重要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把自己作为方法”也需直面常人方法学的不一致性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空间即“附近”的消失问题。从这一点上看，“把自己作为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厘清其与常人方法学、以“附近”为方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反思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进而探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问题。

俞吾金教授观察和分析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并将其概括为对马克思的遮蔽。遮蔽的结果是按照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的观点解释马克思哲学，造成了马克思的“三化”，即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和斯大林化。俞吾金梳理了不同派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其中与马克思经典文本论述的相悖之处，他的振聋发聩的针砭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探索，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俞吾金，就是要继续推进他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如何推进西方哲学处境化的问题。

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理论旨在推动渐进式的环境法典编纂，通过降低体系化标准来实现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与体系的适度。适度法典化实为阶段性的法典编纂策略，但是，“适度”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模糊性，它依赖当下的现实条件和法治资源，需要根据环境法发展的具体目标而随时调整策略。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立法任务与立法环境的动态变化，来明确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适度”目标。为解决环境法律复杂化难题，提高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效率，现阶段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理论应秉持“简化约化”理念，传承中华法系简约化的法典编纂传统，在构建“生态环境法典与非法典法”双位阶法源格局的基础上，实现法典规范渊源、法典逻辑体系和法典法律条文的简约。

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调整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又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挑战交织集聚且加速扩散，全球体系呈现明显的脆弱性特征。有效识别当前全球体系面临的风险及其联动机制，加强全球治理韧性建设，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议题。人类活动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民族国家的自利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不断催生着生态环境、经济网络、政治系统和价值体系的全球风险。这些风险彼此联系又相互转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整体机制，使传统治理的控制性、确定性和安全性逻辑受到挑战，全球系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事务的复杂危机和多元风险，国际社会应以培育共同价值为纽带提振全球信任、以国际多边合作推动有效制度供给、以协同式设计促进全球治理制度互动、以数字建设提升全球治理的行动效能，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及时适应、快速调适、有效协作和迅速恢复的韧性能力。

中国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何种制度优势？中国国企和民企所处制度环境在治理模式、金融关系、劳资关系、组织网络等方面均不同。不同的制度环境塑造出企业不同的创新优势：国有体制更有利于塑造企业追求长期目标、获得耐心资本、实现稳定的雇佣关系与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国企在“长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民营体制则更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市场反应与组织调整能力，因此民企在“短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中国产业体系中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双方基于各自优势，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展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多样且互补的产业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也能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借鉴。

与工业社会相比，数字社会呈现出全新的社会样态。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数字通信技术对社会连接方式的彻底改变，进而带来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重构。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提炼数字时代社会连接的新特征，分析“连接泛在”“虚实交互”等后果，进而梳理社会关系的形成机制与构成要素，指出数字社会的连接方式能穿透建立关系的固有障碍并消解维系关系的传统要素；在此基础上，强调注意力的重要性与稀缺性，总结数字时代基于注意力分配而形成的多元差序格局，并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探讨个体在全新社会结构中或将面临的影响，这些新变化带来研究范式的变化，亟待更多的研究投入和探索。

中古欧洲文明具有多样化的特性和表征，对此可从参与创造中古欧洲文明的外来要素、世俗社会与宗教系统之关系、欧洲人所奉行的价值观念以及城市和工商业发展之特征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揭示。中古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汇聚了多元要素。中古欧洲的世俗等级社会是刚性的，而天主教会系统则较有弹性；世俗政治的分立有着精神世界的统一予以平衡。中古欧洲确立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在强化共同体观念时也挟带了以邻为壑的意识。特有的经济结构促使中世纪欧洲工商业和城市发达，其城市共同体形成一种市民社会，孕育了市民精神，在商品交换高度发展中孕育了新的经济文明，对立、共存与互动使中古欧洲城乡关系别具一格。中古欧洲文明的这些特性，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

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要义是建立起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从传统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晚清政府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地权结构和租税制度，农业剩余大部分被地方精英“截留”；另一方面在内外冲击的境况下，“厘金财政”和“债务财政”

加剧了中央—地方财政二元分离的格局。两者的叠加使晚清政府始终无法摆脱“税收困境”，最终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因此，重建国家官僚组织与基层乡村社会的联结模式，革新旧体制下农业产出大多成为地主租金而非国家税收的财政制度,使农业剩余更有效地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成为近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核心议题。

“排荀运动”是晚清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梁启超不仅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也是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和总结者。梁启超虽然倡导“排荀”，但同时也体现出“尊荀”的一面。“尊荀”与“排荀”交织的思想特点，显示出梁启超基于传统观点和现实变革

需求对荀子丰富思想的灵活运用。梁启超的“排荀”最初偏重学术，后转向政治并与反对专制、倡导民权联系起来。流亡日本之后，他在西方启蒙思想基础上深化了对专制制度的认识，开启了对专制思想的直接批判，由此“排荀运动”完成其使命而结束。梁启超借“排荀”以促进社会改革，是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展现了其思想探索的丰富过程和经由学术变革、政治变法以匡时济世的理想。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引发了科学发现、科学理解和科学影响等方面的革命。然而，学界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仍存在一些疑虑，相关讨论多聚焦科技进步而较少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本质。技术现象学中的人技关系理论为我们透视这场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了哲学视角。在科学研究范式变革过程中，人与科学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变化，被置于诠释关系、具身关系、背景关系和它异关系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基于此，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核心在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科学研究范式将创造出打破传统科学研究模式的新领域，这些发展也蕴含着新的伦理风险。因此，推动科学事业的良性发展，要求我们积极迎接机遇，勇敢面对挑战。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人工智能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却由于不透明性导致了信任问题。计算科学家试图开发解释黑箱模型的工具以缓解这一矛盾。对可解释技术的认识，有助于区分因果解释与事后解释：因果解释要求对模型机制的完全认识，而可解释性技术对黑箱模型的解释并非总是关于模型内部细节的说明，但它是对因果解释无法获得时的补救措施，仍具有启发性的认识论价值。事后解释使用的近似方法是科学模型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建构经验论也为事后解释之于模型机制的认识意义或价值提供了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无危机增长”奇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金融领域也长期兼顾效率与风险的平衡，金融监管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历史演进始终伴随着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动态调整。而金融监管失灵主要源于监管的内部竞争、无法适应金融市场创新、过度行政干预以及监管分散化等因素，各国基于其独特的金融结构与政府理念，在变革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演进的长期诉求在于避免金融风潮的发生和寻求稳定的发展环境，以此为基础，我国逐渐形成独特的“防范性”金融监管模式，这也成为我国经济得以实现“无危机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史视野下的国际比较形成对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模式的新认识，也可为当今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调整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