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两种足以重组政治结构、重置权力关系的激进思潮。前者在其概念形成之时便与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是推动现代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力量；后者的出现要晚近得多，是一种国家内部因大众不满而形成的政治表达，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与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以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方出现了日渐清晰的合流之势。尽管前者强调民族主权的排他性占有，后者追求人民主权的决定性地位，但是人民的多义性和民族的政治化建立了二者核心范畴的对接关系。作为极具号召力的大众政治思潮，民族主义追求我族与他族的内外区分，民粹主义强调精英与民众的上下区分，由于动员话语的关联、对抗目标的合一和政治光谱的趋同，两种思潮的动员结构出现了纵横交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最终合流，本质上是两种历史路径不同的政治思潮通过核心范畴对接、动员结构重叠而实现的结果。这一合流强化了极端右翼的意识形态力量，增强了反建制力量挑战和变革既有政治秩序的能力。

“万物皆媒”驱动数字基础设施孵化泛在的人－技共生环境，数字技术强势干预人伦日用，使有关智慧存废的超人类主义勃兴，其代表思潮认定与数字技术彻底共生的数字原住民/移民会进化为智慧递增的种族，余者因失“智”而沦为“数字难民”。该论断因循西方心理与认知科学的智慧属性论，杂糅社会达标主义、技术决定论，罔顾数字难民的复杂成因。据此，回归源自中国语境的智慧过程论或是一种反思路径。数字难民是与数字技术共生但未把现实挑战转化成智慧过程的人，与之相反则是不同程度的“数智者”。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这例人－技共生环境中的典型挑战为背景，筛选郑州三个住区展开比较，发现人－技专性拟互利共生使人长期陷入替代性适应进而坐失智慧过程；处于人－技中性共生的人凭借单位隐形在场落实类智慧过程，较大程度彰显“数智者”特征；人－技兼性互利共生使人凭借补偿性演化落实智慧过程，充分彰显“数智者”特征。不同程度的“数智者”存在共性，即建成比任何基础设施更具基础性的情感基础设施，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仁爱”接合，摄智归仁，由此扬弃技术的家长制权威，实现“数智”转向。

阿Ｑ赋予钱大少爷三个称号：一个是“假洋鬼子”，属于诨名；一个是“里通外国的人”，属于罪名；一个是“秃儿。驴”，属于骂名。但历来研究者只重视第一个称号，对后两个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事实上，第二个称号内涵丰富。它是清末“汉奸”话语流布、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在民间形成的一个集体想象物，也与阿Ｑ本人的立场和态度有关。骂钱大公子是一个“里通外国的人”，绝不意味着阿Ｑ有一颗爱国心。他对钱大公子的辱骂，只不过是空洞的能指，是搬用的套语，与句子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与“假洋鬼子”一起构成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表意系统。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认识新质生产力，将激活数据潜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方向，有助于更好地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将新质生产力问题归类为生产要素问题、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和制度环境问题，探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与以实体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不同可以发现，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通用、复用的独有特征；充分激活数据潜能，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做优效率，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优化附加值结构，在生态化市场体系中优化制度环境并释放数字化红利。

生成式AI的范式革新、技术应用和产业转型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重构性的影响，这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生成式革命的浪潮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影响和潜在问题。生成式AI的技术创新催生了全新的内容生态，塑造了新型人机关系，并重新定义了技术哲学的内涵。然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后，生成式革命的警示和代价也逐渐浮现出来。ChatGPT的倾向性问题凸显了技术的非中立特性，智能生成需要庞大的故事数据库作为支撑，其便利性背后潜藏着数字八股和叙事“僵死”的危机。此外，深度伪造导致的“无事实”状态也揭示了智能传播的非智能之处。这些都是生成式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挑战。

短视频平台通过全新的回报逻辑、构建未来奖励想象的投资话语和基于意义感的精神化叙事方式来引导创作者进行时间和金钱的主动投入，通过流量化的单一评价标准实现对创作者劳动结果与价值回报的分化，通过全景监视与流量控制的信息权力行使实现对创作者的双重规训。希望劳动这一概念是对短视频平台实现劳动同意达成、劳动结果分化和劳动过程持续的概括，是基于流量分配权力所形成的对劳动者创作行为和创作内容的规训，也是短视频平台之于其他平台劳动控制的独特机制。

“深入生活”是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论的重要概念。1940—1970年代文学“深入生活”的要求旨在克服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的阶级隔阂和趣味差异对文艺的政治效用的妨碍，其思想框架是“文艺－政治”；新时期文学对“深入生活”进行去政治化改造，目标是重塑作家主体性，思想框架是“主体－对象”；近年创作实践对“深入生活”发生于内在需求，旨在把握变动的当下现实，但受制于“自我－他者”思想框架，作品往往呈现出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深入生活”的悖论结构。不同时期对“深入生活”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联系和对话，反思其思想框架，有助于把握“深入生活”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也有助于建立一个理解当代文学、文化、思想的独特视角。

数字平台因具有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市场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在实际运营中可能会给予自营的产品或服务相比于其平台内或依赖其平台的经营者更加优惠的待遇，从而对竞争效果产生损害，减损消费者福利。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在规制模式、分析路径等方面并未达成一致。基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内在成因和外在表现，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更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滥用行为来规制。考虑到自我优待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经济效果，在对其进行反垄断法分析时，应从行为规制的角度出发，结合个案情况，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本身进行综合评估和考量。

亲缘、国家、种族等将人类划分成了不同群体，使行动者往往只维护自身和群体成员的利益与道德形象，践行着有限度的道德准则。然而，作为理想社会的基石，“黄金法则”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强调突破边界的道德力量。以黄金法则求同存异的一致性要求为起点，道德心理学提供了当下实现黄金法则的可能路径。但相关实验结果表明，有限的认知资源与情感直觉的驱动，对人们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构成威胁，并与自我控制和理性推理的约束力量形成对抗，构成黄金法则的日常危机。而通过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拓展社会群体边界的道德认同，塑造超越族群身份的认同方案，人们有望走出实验室，更为自主地构建广阔的道德关怀圈，推动公正而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随着疾病谱的显著变化，大病照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家庭照护供给的短缺和公共照护供给的迟滞共同催生了市场化照护服务，护工逐渐成为大病患者住院照护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身体照护是护工的基本职责，但情感劳动也是其照护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上海市多家医院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在大病照护过程中存在苛刻与包容、即时与长时、有缘与无缘等多重情境，护工会根据不同情境选择性地进行工具型、交往型、代入型三种不同层次的情感劳动，从而创造出市场化照护关系的差序格局。护工情感劳动的层次性和动态性为健全大病照护服务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感觉替代使用一种特定的感官通道提供通常由另一感官通道收集的环境信息。首先，感觉替代的实现突破了传统基于感官的模态分类法，提出了更灵活的标准来个体化感觉；其次，当代反神经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超越功能的感觉观、生成主义的认知思潮从各个维度挑战了以神经还原为底层逻辑的替代技术；最后，当前的感觉替代在技术上依赖于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基本原理，在概念上受制于以神经生物学为主导的个体化标准的影响，在本体上表现出“神经可塑主体”的神话。因此，反思并超克这一技术的限度，进而在大脑-身体-环境-演化-社会的交互网络中重新发现感觉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时间性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权力结构问题，时间方向问题的背后是权力竞争及其结构化关系形态问题，有关时间性问题的探讨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赵鼎新教授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进路重构了关于中国历史时间与权力结构变迁关系的解释，提出以“儒法国家”的政体形式重塑中国的历史变迁叙事。尽管《儒法国家》强调要避免时空错置，但在时间问题的处理上仍存在如下值得商榷之处：（1）在若干现代概念代入的背后，存在着主客观时间维度的错位运用之嫌，并制造出时间的迷惑性；（2）“帝制儒学”概念中存在与时间单向延展、时间维度运用相关的矛盾；（3）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影响时间方向的维度，而《儒法国家》对该结构本身的探讨有限，以致忽略甚或错解了经济权力涌动对权力关系结构的影响问题。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sta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provid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and work, has also led to a increasingly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The actual working hours of workers have been extended, which has led to tense labor relations and even conflicts.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 of “Right to Offlin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ith the aim of protecting workers from being disturbed outside of work and redefin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work and life. Observation has found that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Right to Offline”,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its rights attributes and the necessary limits of its intervention in practice. Excessive intervention of the “Right to Offline” in daily life may further deteriorate the work environment, increase judicial pressure and other negative eff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ts rights attributes, and explain the timing and conditions of its intervention in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legal redres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a’s labor market.

从媒介视角出发，在生成性、通用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 ChatGPT，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型交互方式，其突破性体现在个体与智能媒介的实时交互，能够实施人—机在社会生活多领域的协同生成，或可将之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连接全球网络的个体化媒介。提出“媒介通用性”概念可以展现人工智能的技术通用性如何接入特定时空的文化境况，并转化为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变革动能。ChatGPT 及其后续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示着“视频化社会”的来临，整合了所有媒介形态的智能化视频正在成为社会通用性主导媒介形态。这表明，人—机融合主体的共生性不仅仅是一种协同工作，更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机协同的普遍社会交互模式，从而引发人类文明的变迁。

在接受了充分的惩罚与再社会化后，烙印群体尽管已经摆脱了越轨者的特质，却依旧难以被社会公众认可与接纳，由此触发的社会风险以不同的形态影响着社会稳定。作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烙印群体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学界和政府又该如何认识与化解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及社会风险？一般而言，烙印群体经历了以微弱的情感依附、强烈的社会歧视、消极的自我认知为基础的烙印化过程，本应针对越轨行为的羞耻被不合理地延伸到了人性之上。这种过度羞耻使烙印群体在经济、文化、行为与身份四个维度深陷社会融入困境，并以渐变的对抗状态制造了社会风险。因此，破解其社会融入困境的关键在于重塑羞耻的影响，包括升级烙印群体、增强其面对过度羞耻的抗逆力，以及柔化社会环境、削弱其生成过度羞耻的内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