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通过叙事建构世界意义。当前，在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情境中，数字叙事正不断生成并成为建构数字社会的文化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实践方式，数字叙事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形成离散与聚合、相遇与互动、选择与控制等多重耦合的机制。这样的叙事机制指向碎片化与整体性的交织，人与技术的相融共生，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创造，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以及选择与控制的双向循环等特征。数字叙事由此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新方式，喻示着在充满不确定性、不断生成、边界消融的世界，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在破碎，而代之以另一种与一切他者保持开放平衡关系、减少熵增的努力。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将“加速社会”作为对当代社会的原初性诊断。可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作为诠释现代性交往的新视角，以互联网中流行的“搭子”社交为切入点，反思科技进步、社会变迁、生活步调等的加速对交往时空的异化、交往行动的异化以及交往主体的异化，考量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消弭交往异化的“共鸣”方案的行动方式与行动逻辑，以及在强大的交往异化现实面前的适用性和限制性，从观念、制度、技术层面对“共鸣”方案进行实践优化。

新兴人工智能将深刻重塑当代政治，催生一系列前沿的政治学研究议题。新兴人工智能通过重构信息机制、交互机制、决策机制，对政治系统产生深远影响，突出表现在政治输入（选举政治、协商政治）、政治过程（政治代表过程、公共政策过程）、政治输出（政治回应、政治问责）三个环节及其六大场景中。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完全中性，新兴人工智能的内在技术属性决定了其内嵌的功能和风险，这些功能或风险会在不同的人机关系结构中被放大或遮蔽，呈现出多样的组态和生态。政治场景相较商业场景更具敏感性和冲突性，技术风险极易扩散为政治风险，对国家统治、政民关系和社会稳定产生冲击。然而，从“智能技术”到特定“政治后果”并非因果必然，其间受到制度环境、应用场景和治理策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规范人工智能的政治应用可从开发者、使用者、监管者三方着手，并结合“技术路径”与“关系路径”展开。深度智能呼唤深度民主。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最新成果，该思潮主张资本主义正在以一种倒退的形式——封建主义——走向终结。其封建性特点主要体现在类土地概念的回归、附庸关系的加深以及云贵族产生后等级秩序与权力架构的重新分配上。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基础上，技术封建主义提出了资本的第三属性，即资本具有对他人实施行为矫正的权力，这正是数字时代平台作用于用户的真实写照。不过，通过与马克思的对比就能发现，瓦鲁法基斯对资本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他试图通过证明利润变成地租、市场变成云封地来反证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一方案是失败的。我们必须明确消灭资本主义的关键是要回到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只要剩余价值和私有制不消失，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死”。所以，技术封建主义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带上雅努斯面具之后的双面伪装。

口音、口味和身份认同三件伴随终身的大事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在童年这个关键期初步形成、逐渐发展并趋于稳定，而且其时间进程和发展规律基本一致。三者一致的关键期效应并非仅源自感性认识和生活经验，更非偶然巧合，而是直接关联人类大脑和肠道菌群发育过程的生理基础。这一观点在一项针对当代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得到有力确认。据此，深刻理解并充分用好语言习得、口味形成和情感身份认同的内在联系及关键期效应，有助于从孩童时期起建立个体对家乡故园和国家民族稳定恒久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归属。

西方文明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塑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1—14 世纪是西方文化基因的雏形阶段，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文化基因的发展阶段，这两个历史阶段都属于文化借用期。西方人大规模借用古希腊的文化概念、文化意象，借用古罗马和拜占庭的法律术语甚至法律体系，借用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技术文化，通过挪用、吸收、改造和重组这些文化因素，再结合不断演化和再创造的日耳曼传统文化因素，塑造出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个人主义三大文化基因。近代早期是西方文化基因的成熟阶段，也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创造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

数字技术所驱动的基层平台治理，正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关节。基层社会的治理平台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组织结构。根据目的和功能的分类标准，基层数字治理平台可划分为管理型平台、合作型平台和协助型平台三类。面对基层“事多人少”的资源困境和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平台化逻辑、数字赋能逻辑，以及风险规避逻辑。然而，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逻辑与法治化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表现为价值层面效率至上与公平公正间的张力、技术迭代与立法滞后的矛盾、技术赋能与科层体制的冲突。对此，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化需要对技术理性保持高度审慎，探索适当超前和多元的规范供给模式，以及明确平台的法律性质与运行机制。

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二元关系是中国历史场域中的核心事件。中国史场域的完整性不仅取决于农耕地区历史运动的自立性，也取决于游牧地区历史所具有的中国史属性。尽管成中国历史场域的游牧地区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但其游牧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中国游牧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更多与中原农耕地区相关，其兴起与衰落过程也与中原王朝相对应；中国游牧地区族群所具有的政治体量优势与组织化优势使其在欧亚草原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常常成为民族大迁徙的策源地。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存在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联系，但中国游牧地区仍然具有中国历史场域的性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中国游牧族群的迁徙受到中外地缘关系变化的推动，中国历史的场域范围也随之更加明晰。

社会理论史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导致理论史梳理基本等同于人物或学派介绍。对此，可以从研究对象、写作范式、演变模式和解释方式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第一，社会理论史应当以特定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避免观点的堆砌；第二，社会理论史应当依据内涵而非词语本身来考察特定的概念，并注重研究概念体系的演变；第三，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呈现六种可能模式，即预支、继承、复苏、改造、遗忘和终结；第四，社会理论史研究在解释方式上应当着重协调解读与解释、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提供综合性解释。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灵感和研究手段，是社会理论史可以借鉴的学术资源。

伴随量子力学理论对经典物理学的突破，重新考量因果关系和时间性迫在眉睫。当定域性不再是构成量子作用的必要条件时，量子纠缠现象对以时空联系为规定性的传统事本体论产生直接冲击，对以客观事物实在性为基础的现代定域实在论提出挑战。由于传统本体论无法解释微观世界，量子力学也无法解释宏观世界，逆向因果论就成为第三条出路。该路径对因果性概念重新作出解释，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时间顺序在因果关系中随之成为一种偶然特征。已有的时间理论将时间概念作为心理方式难以应对量子力学的挑战，而符合我们直觉的因果关系也无从解释量子力学。我们将“时间反演对称性”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时间概念，基于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以反事实条件句为前提，对原因和结果的区分不再依赖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当代学者仍难以对逆向因果和时间反演对称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两者应分属不同的解释模型。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愈发重要。近年来专项债券期限更长、成本降低，更好满足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较大、融资成本较高，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从债券、项目、地区层面探究专项债券稳增长成效发现，近期专项债券规模快速扩容，有力助推地区基建投资；传统基建项目在专项债券项目中占比较高，对投资的撬动效应较大，但专项债券投入新基建项目对地区经济的长期正向影响要强于投入前者。从限额配置和募资投向剖析专项债券潜在风险发现，部分地区专项债务限额配置与经济基本面存在一定偏离，专项债券的一些投向也存在收支缺口，这可能加大专项债券未来的偿付压力。为进一步发挥专项债券的政策效能，需要着眼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在优化投向结构、增强撬动效应、完善限额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力。

数字技术渗入整个社会系统重构了各级场域，数字化生存构成人类主要实践方式。陈积银、孙月琴撰文指出数字技术带来现实与虚拟的深度交融，通过“数据喂养”实现对人类的数据监控，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及数字技术对人类行为、生产方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权力已超越了“数字生产”和“数字消费”维度，对人类社会展开了全面接管和干预。数字技术孵育了数字超级主体，数字技术的“人格化”特征不断显明。虚拟现实技术放大了知觉体验，“数字超真实”超越了现实真实，孵化了真实的虚拟自我体验。随着人类的精神与身体被不断分离，整个世界将由物质向精神坍缩，“隐藏人格”将频繁涌现，并持续分裂主体意识，“人格失调”或成为数字生存的潜在风险。最终，数字技术将可能从依附于人类的外来“寄生物”变成包裹人类的“吞噬物”，人类则可能从“宿主”沦为依附技术而生存的“寄生虫”。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从显性债务还是隐性债务角度来看，县区级政府皆是债务风险最为集中、最难解决的关键之所在。部分县区级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已经成为较难调和的结构性问题。其突出体现在一些县区级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巨大、下辖的有的乡镇财政甚至演变为“吃饭财政”、产业扶持和引导发展资金来源较为缺乏、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缺乏可持续经营项目的收益支撑。对此，亟待从国家整体层面和县区级政府层面深入探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制、分层结构与解决路径。

俞吾金教授观察和分析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并将其概括为对马克思的遮蔽。遮蔽的结果是按照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的观点解释马克思哲学，造成了马克思的“三化”，即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和斯大林化。俞吾金梳理了不同派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其中与马克思经典文本论述的相悖之处，他的振聋发聩的针砭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探索，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俞吾金，就是要继续推进他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如何推进西方哲学处境化的问题。

中国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何种制度优势？中国国企和民企所处制度环境在治理模式、金融关系、劳资关系、组织网络等方面均不同。不同的制度环境塑造出企业不同的创新优势：国有体制更有利于塑造企业追求长期目标、获得耐心资本、实现稳定的雇佣关系与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国企在“长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民营体制则更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市场反应与组织调整能力，因此民企在“短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中国产业体系中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双方基于各自优势，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展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多样且互补的产业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也能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借鉴。

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调整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又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挑战交织集聚且加速扩散，全球体系呈现明显的脆弱性特征。有效识别当前全球体系面临的风险及其联动机制，加强全球治理韧性建设，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议题。人类活动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民族国家的自利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不断催生着生态环境、经济网络、政治系统和价值体系的全球风险。这些风险彼此联系又相互转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整体机制，使传统治理的控制性、确定性和安全性逻辑受到挑战，全球系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事务的复杂危机和多元风险，国际社会应以培育共同价值为纽带提振全球信任、以国际多边合作推动有效制度供给、以协同式设计促进全球治理制度互动、以数字建设提升全球治理的行动效能，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及时适应、快速调适、有效协作和迅速恢复的韧性能力。

“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是视过去的“自己”为“他者”，以“自我”为工具，将个人经验问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把自己作为方法”呼应了常人方法学的基本主张，更是常人方法学的重要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把自己作为方法”也需直面常人方法学的不一致性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空间即“附近”的消失问题。从这一点上看，“把自己作为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厘清其与常人方法学、以“附近”为方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反思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进而探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