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往我们都是对其高度评价。但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后经过长期不懈的环境治理,才改变了环境污染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英国形成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到今天的生态典范,英国留给了值得人们深思的很多经验和教训。这对正处在工业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生产节奏， 进而对个人、社会、国家与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强有力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下， 经过全国上下、各界同胞两个多月的巨大付出与努力，我们已取得了疫情防控的 阶段性成果。但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病毒还有可能与人类共存。大流动、高风险 的复杂形势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套规则 和制度，更是一种理念和方法。因此，我们需要从理念、方法上对疫情防控中的 经验教训作出总结与反思，努力寻找共识。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请专家 学者从方法论的视角进行了探讨。专家们认为，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中道， 坚持共同体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和专业精神、坚持法治、保持忧患意识和自省精神、 坚持治理弹性以及构建责任伦理为核心的合作式风险治理体系，是抗疫取得阶段 性成果的保证，也是大流动、高风险社会应该遵守的法则。 何怀宏教授认为，疫情在全球蔓延凸显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处境，可以作为一 次推进人类命运共识的时机，这需要各方求同存异，共克时艰。邓伟志教授将应 对灾害的常识归纳为居安思危、临危不惧、济困扶危和变危为安，并提出我们既 要普及常识，运用常识，也要勇于挑战常识，变革常识。赵修义教授认为，本次 疫情防控凸显了专业主义的价值。专业主义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也 有利于营造平和理性的社会氛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沈国明教授指出，法治是 风险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给国家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难题，但 也显示了我国国家治理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治的权威。杨国荣教授认为， 在抗疫的重要阶段，回归理性愈发重要。尊重理性要求我们避免盲目自满或自卑 的心态，更关切人性和人的尊严。郭齐勇教授提出，面对疫情我们要发挥中华人 文精神中的自省意识和忧患意识，谦虚谨慎，重视自身的短板，尤其是在国民人 文素养方面予以教化与提升。孙向晨教授认为，守护社会最为紧要的是“回归中 道”，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性的公共使用，恪守忠恕之道，达于社会共识。唯 此才能有效沟通，深入交流，保持社会的稳健。陈忠教授指出，治理弹性是我国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权力弹性的合理化推进治理弹性营 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张成岗教授认为，全球风险 分布呈现“均等化”的趋势，我们应加强社会协同，促进风险防控全球合作，强 化以“责任”为核心的合作式风险治理机制。 

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由来已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先后完成了向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两次转型，导致所谓“三股势力”的最终形成。承认和区分“三股势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因应对策，对于加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宗教建设，有效遏制分裂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左”倾错误,都是某种左倾思潮所支配的政治实践。权威崇拜、恐惧资本主义、思维僵硬狭隘和行为愚昧是历次左倾思潮的共同特征。这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完全一致。党内的左倾思潮,本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就是党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浸透了小生产者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党内左倾思潮的重要思想根源。 

1961年朴正熙依靠军事政变确立了自己在韩国的集权统治,他以"民族的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行政权力、打击民主势力,着力推进韩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探究朴正熙政权在韩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16世纪中叶,以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为标志,宣告了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的诞生。科学革命意义十分深远,它与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一起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并迅速形成西方优势地位。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不是偶然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革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给出解读。

中国企业近年来面临的海外反腐败执法风险日益增大,尤其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和执法的不断扩张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需要对该法的适用范围、管辖权、对贿赂行为认定标准和执法趋势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之策,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利益。

摘要：作为城市法规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管理法规的制定,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存续期间一直是其管理当局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反映在历次土地章程的制定中,还反映在公共租界建筑管理单行法规的制定及修改上。这些法规制定以及修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消防、卫生、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建筑布局缺乏整体规划,有法不依。

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绅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之一。代表绅权的士绅更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他们使国家的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融为一体,是传统乡村政治的重要纽带。本文在对士绅概念做出界定,并对其权力来源和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的士绅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目前人大制度的弊端制约着人大代表充分行使权利与履行职责。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大制度中的潜在权力机制制约着人大代表行使权利,主要表现为权力授受关系不清而导致的身份认知错位;行政等级地位转化而来的权力优势;由知识专长而获得的权力所产生的支配优势等。因此,必须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建立健全人大代表充分行使权利的有效机制。

苏斯洛夫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首脑,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其发迹于斯大林时代,鼎盛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伴随苏共思想体系向僵化、教条、衰变方向演化的主角之一。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从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到严格限制、有条件地允许，与从规范流转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两个阶段。对这一变迁过程，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其顺应了社会发展对土地政策变更的需求，有利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增收；也有学者反对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如何确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范围和风险控制、如何确定农村建设用地规划和执行、建设用地入市后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合理解决。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作为群体的青年其本质是一种“社会过渡群体”;而青年期则是人的社会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青年文化是社会各种亚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先锋作用的一部分;青年研究要特别注意社会学的视野以及方法的科学性。

丧、积极废人等当代青年的自我犬儒化倾向，是电子犬儒主体的新痛快文化。这是一种通过刺痛、主动确认无能与失败，来宣泄情绪、抚慰脆弱的新快感模式。它既非伯明翰文化研究对亚文化仪式性抵抗的阐释，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笼统代际差异与世代意识的表现。丧文化的抵抗式和解、废人们的犬儒式批判，是青年主体适应政治经济变动的自我调适新手段。这一新趋势既是全球范围内“岌岌可危阶级”的文化表征，又将一种批判性表述置换为刺痛的快感享乐。　

汪行福教授指出，躺平是复杂的意义场，包含着不同的诉求和含义：首先，躺平意味着闲暇和自由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其次，躺平部分地表达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满，表达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积极愿望；最后，躺平反映了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许纪霖教授认为当下的躺平者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虚假的躺平主义者、积极的躺平主义者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大多数躺平者是“身躺心不平”的消极的躺平主义者，社会应当积极行动，让更多的躺平者重拾信心。朱国华教授将躺平定义为一种心境状态，它意味着甘居下游、对失败的承认和对通行社会游戏规则的放弃。躺平的声音交织着历史的投影、人性的奥秘和现实的挫败，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善躺平主义滋生的社会条件，并由此尽可能多地消除社会怨气。王金林教授围绕躺平主义是否具有正当性、抵抗性乃至主体性展开讨论。他指出，躺平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正当性；躺平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生存方式，不仅不具有抵抗性，而且难逃寄生性与依附性；个体在躺平状态中并未自我充实，而是把自我虚无化。成伯清教授呼吁我们应该多在生产组织和分配领域关注青年的状态，借助调节性理想赋予奋斗的个体以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下，前行即正义，而躺平则不是。吕鹤颖博士指出，刻意减速的躺平并不能为青年代际提供有效的对抗时间加速的思路。躺平青年只是个别青年代际的自我摹写，社会中更多的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所引发的破圈与共鸣。陶东风教授指出，当前网络热词研究普遍存在内涵不清晰、分析抽象化等问题，研究“躺平”等网络流行语及其传达的重要信息，必须纳入社会分析尤其是制度分析框架才能抓住要害。
——主持人　张　蕾　杨义成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先后设 立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 月 4 日国家宪法日、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的坚定政治 信念。其实，政治仪式在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主 体的仪式背后的政治内涵却不尽相同。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标识着权力的运作逻辑和一个国家的兴衰，从中 也可以窥见权力与权利互动的场景。仪式政治广义上可以用以指称一切仪式背后的政治运作或仪式的政治 内涵，狭义上则专指古代将政治完全宗教仪式化的政治形式。当下中国正经历一场大变革，新时代对政治仪式 提出了新需求、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重视仪式的形式，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政治运作，并直面其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对政治仪式及其仪式政治做出改进与发展。为了从学理层面探讨政治 仪式现象的深层内涵及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建设路径，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 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学术沙龙。本期刊发相关讨论的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欢迎广大读者作进一步讨论。

摘要：上海租界经过10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租界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文化样态对上海市民性格产生深刻的影响。

摘要："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时它也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依赖于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创造,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李泽厚、舒衡哲和史华兹这些历史阐释者的阐发而获得。实质上,"启蒙与救亡"所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如今"救亡压倒启蒙"理应转向"启蒙就是救亡",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应协调一致并相互补充,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所必需的。

共产国际本来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其基本任务的,但随着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成为现实,这一机构便逐步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鉴于共产国际名声不佳和作用下降,二战前,斯大林已经有意将其解散。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战时特别是战后与西方同盟关系的发展,斯大林毅然决定立即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举措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从战略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

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与革命造反相联系，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从而成为现代启蒙观念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立场与“假洋鬼子”的辫子之间，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络。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清国留学生之类的人物，又是民众与守旧人士加在他身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作品的启蒙叙事交织着悲哀与愤懑的心绪。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从对形成、确立苏联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所起的作用看,苏斯洛夫和日丹诺夫两人之影响,不能仅从他们控制意识形态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日丹诺夫在30年代审查苏联史教科书中,是听命于斯大林的首席检察官和拍板定谳者;在决策、发动30年代"大清洗"当中,是斯大林仅有的参与最重要决策的助手之一;他还是确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要理论家,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首倡者,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层指挥官。苏斯洛夫比之于日丹诺夫,属于后来者。对于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来说,日丹诺夫亲自协助斯大林,是属于创制者之列的人,而苏斯洛夫只是后来的模仿者和追随者。

在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在传播者与传播中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复杂而具体的变化。首先，政治传播的倡导者不再具有绝对优势，逐渐褪去封闭而坚硬的外壳，开始与流行文化联姻，呈现出一种日常化的样态，但同时面临过度戏剧化的危险。其次，政治传播的中介不再只是信息的制作者、守门人，转而成为平台的提供者，通过公共空间的搭建，使各类致力于改进民主的努力得到实现。再次，政治传播的受众看似拥有了更多的参与选择权，但同时面临着理性公民主体性缺乏的尴尬。总体来说，国际范围内的政治传播在全球化和网络新媒体的促动下，正不断走向一个更日常化、更透明、更混杂和更具参与性的未来。

印度和伊朗作为一种文化联合体，对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建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老子学说与道家思想的兴起。老子作为印度沙门时代中的“叛教者”之一，很可能是最早抵达印度的楚国学者，并投身于印度沙门运动，回到中国后创立了后世所谓的道家学说。老子也并非一定是单一个体，而可能是一个以李耳为首的，活跃于先秦时代的小型沙门集团。《道德经》即是该团体的集体之作。老子学说的印度原型还表现在它与印度吠陀教义存在诸多类同之处。

2017 年底，“佛系”迅速成为网络热词，作为一种表征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重要现象，佛系及其背后的问题 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佛系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佛系是中国现代性社会所孕育的一种重 要的社会心态，还是与“囧”“丧”一样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词？佛系凸显了全社会的时代心理症状， 亦或表征了“90 后”“00 后”青年独有的都市亚文化？佛系与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等有何 思想上的逻辑关联？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透过佛系现象洞察中国社会心态的最新变化，深层次把握中 国社会结构的新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课题组在复 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既 试图对佛系做同情、包容式的理解，也注重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疏解佛系背后的深层问题。本期刊发这组文章， 呈现了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以期推动学界进一步讨论与审视。

在苏共1957年"六月事件"中,马林科夫一派与赫鲁晓夫一派进行了生死较量。在朱可夫参与该事件前,事件中的斗争双方都曾对他作过争取,他因担心马林科夫一派获胜后会改变苏共二十大的路线,故而站在了赫鲁晓夫一方,随后他为赫鲁晓夫一方的获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他所发挥出的这种作用,反倒引起了事件过后的赫鲁晓夫对他的忧恐,结果该事件刚过去4个月,赫鲁晓夫便解除了他的职务。

自1864 年《万国公法》以“权利”翻译rights 始，汉语词汇“权利”就不断获得新的现代意涵，并逐步被建构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对探究这一概念的本土化进程而言，严复关于卢梭“民约”思想的批判论述具有重要的讨论意义。尤其是严复《〈民约〉平议》一文，因其展现了不同权利概念之间的冲突，能够成为一个颇具分析价值的思想片段。通过梳理严复在该文中对卢梭权利观点的评述，结合背后赫胥黎的论述，能够看到“权利”的本土化建构朝着两个方向进行：表达了非道德正当性的权利概念，以及融合了现实化、竞争化和力量化意涵的权利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卢梭笔下的“权利”原本有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内涵丢失了，但卢梭思想的引入却为近代中国“权利”的本土化提供了思想载体。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了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命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组织了专题研讨。参加研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蔡拓教授认为，非理性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症结所在；以理性的认知与战略回应非理性的认知与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赵可金教授指出，在全球大变局中，最突出的冲击是全球政治觉醒，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展开，中国应该确立存量巩固、增量改革、智慧创新的国家战略。张胜军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正在打破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传统认知，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是一种全新而又陌生的模式。杨雪冬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在发生深刻多样变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变与不变的交织，使得当今世界异常复杂，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刘雪莲教授指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转型，给中国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内在的发展需求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动力。蔡翠红教授认为，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在市场基础、技术创新、治理理念和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参与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高奇琦教授认为，目前的全球大变局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中国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以抓住智能革命的机遇。总之，大变局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未来还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只有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推动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1958年5月13日,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发动叛乱,引发第四共和国的全面危机。素有民族英雄之称的戴高乐在淡出政坛多年后乘机复出,授意制订新宪法,一手缔造了以总统为权力中心的第五共和国。第五共和国融君主制与共和制于一身,被戴高乐称为共和君主国。此后,法国历届总统均奉行戴高乐主义,对内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对外则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自18世纪末大革命以来,法国政体更迭频仍,给国家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而第五共和国的出现一改这种局面,得到法国人民的拥护,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1936年，史沫特莱访问延安时，以女性特有的直觉，领悟到毛泽东可能有独特的价值取向……

<正> 尼采作为一位矗立在世纪交接线上的思想巨人,其身影长长地映入我们生活的二十世纪。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他的思想被严重地误解了,尤以他的“超人”学说为甚。本文拟对这一学说的本意作一探析。一、“超人”是人的理想目标“超人”学说是尼采分析了十九世纪“堕落”和“虚无”的特征,揭示了西方文明追求“彼岸”、压抑“本能”的本质之后,针对病态的传统西方文明,为人类设置的一种全新的理想目标,亦是为了治愈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开出的一帖药方。

社会互害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体现，如不加以有效规制，将演化为互害型社会。社会互害的典型特征是易粪相食、破坏性发展和交互相害，而本质则是过度利己主义的短视。社会互害的危害对个体而言，将导致人人自危、相互过度防卫，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成为受害者，也使每个人将成为潜在的侵害人；对社会而言，将解构并推毁社会信任体系，可能导致社会自身的崩溃；对国家而言，将严重制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可能导致国家的失序。社会互害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强调个人私利所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紧密相关，而法律的功能缺失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规制和调整利益关系，阻断过度利己主义的危害，使互害转化为互利，是当前法治规制的目标和功能所在。

英国在19世纪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占领港岛、九龙和租借“新界”(三地统称香港)...

新右派是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世界性大危机的产物,是作为填补凯恩斯主义的空白而出现的。英国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新右派在英国的发展和传播有其独特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新右派是英国统治阶级和政治体制特殊发展过程的产物。英国的新右派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部分。前者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后者更加强调国家权威和秩序。两者因为都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私人产权而联合在一起,新右派提出的"自由的经济,强大的国家"的对策,成为反对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对付滞胀危机进而治疗"英国病"的一剂新药方。

2016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该说法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真相”不仅总结和凸显了2016年国际政治的现状,反映了国际大环境的时代特色,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时代,权力、技术的深度介入,真相变得面目可疑,甚至面目可憎,谎话、流言、绯闻以真相的幌子在网络上肆意流传,而真相却不知所踪。相对于过去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孜孜追求,后真相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这样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公信力的提升以及政权的稳定,都是不利的,有必要认真审视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后真相所表征的种种问题,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犬牙交错的中国,亦有所呈现。后真相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和信息传播的问题,其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真相。后真相这个与后现代密切相关的概念,不仅揭示了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价值难题,而且反映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诸多深层问题,亟需从多维视角来予以应对和解决,以世界眼光为中国问题把脉。近日,本刊编辑部与《上海思想界》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了“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研讨会。本期刊发论坛上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